Posted in 新孟儒学 on 2026年5月19日| Leave a Comment »
新孟儒学，上承孟子，下辨杨墨，以通功易事为经济基础，以反帝修为政治外王，做了三件思想史上罕见的事：
① 用儒家语言“通功易事”重写马克思的“剥削理论”，但拒绝劳动价值论，转向现代经济学的 wage exploitation（工资剥削，参考所发旧帖https://wp.me/po2t3-1FN）。
② 用孟子“距杨墨”解释现代制度分化把苏联模式与美国模式分别归入“墨家”与“杨朱”。
③ 用“自耕农→自由人”的路径重写历史唯物主义
提出一种儒家式的“自由人联合体”。
这是一个政治哲学的理论突破与范式创新！
Posted in 新孟儒学 on 2026年5月19日| Leave a Comment »
－－与⽶湾兄时⼯兄的对话发⾔
先分析一个概念：孟母以所织之布请先生教育孟子，布，可见之物，先生之教，乃事也。故以易事名，物可包涵在内。市场经济下易事对双方属公平交易。
而雇佣劳动则不然，可谓“易力”，雇佣者与被雇佣者地位是不平等的：交易的并不是人做功的“事”，易力的费用即工资，与市场交易的“事”的产值之间有差别，经济学术名【微积分的概念】：边际劳动产品收益和工人实际工资率的差别，称为雇主对工人的“工资剥削”（wage exploitation）【我将其纳入二次分化】。
在孟子语境里，自然经济中，人和事是统一的。在社会化的市场经济中，人和事的分离是剥削的原因。人做功，可称为 实质劳动，所做功的结果【表现为市场可交易的形态】可称为 虚拟劳动，孟子称为“事”。
将可计算的工资剥削也就是人（工资）与事（产值）的差异交还给每个人，也就是每个劳动者以其“事”在社会、市场中交易，即孟子所谓“通功易事”的现代转化，而以“易力”为非法，此即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实质定义。也就是自耕农-佃农-自由人的现代转变，
以权利语言，也即劳动成果所有权，或曰虚拟劳动所有权。劳方/人力资本方与资方属合作关系，而非雇佣关系。
现代社会废除“奴隶的子女还是奴隶”这默认隐性规则，奴隶制也就瓦解【美国南方奴隶制州以内战武力解决，北方如麻州立法出生即自由而废奴】。确立人事合一的“通功易事”也如此。
西方“易人”，是为奴隶制；“易力”为雇佣制，为资本主义；而孟子的“通功易事”为社会主义，有古典（自耕农）与其现代转化（自由人）。
简单一例，公司出资方100万，生产资料支出50万（含固定资产25万），公司人员工资50万，市场出清收入200万，资本主义常规毛利润100万。
在考虑二次分化wage exploitation，其实是资方100万，劳方50万，共150万初始资本合作劳动。收入200万，100万还归资方（含固定资产25万），50万还归劳方/人力资本方，利润75万，其中资方分2/3即50万，劳方分1/3即25万，这个25万的人与事的差额（工资与所创产值之差）即现代经济学意义上的wage exploitation。
【国有化经济体系中央计划出资与100万利润归国家，是苏联模式；利润皆归资方，是美国模式。】故谓苏联模式入于墨道，美国模式入于杨朱，儒家中庸之道在是焉。
以孟子易事哲学观照当下市场上比如劳资分享利润的胖东来模式是社会主义性质，与一般私营商业企业的差别即在此。【此即所谓儒商、大学言财散则人聚】
人事合一即“关于儒学新道统的提纲”里所说的“劳动一致性理论”。我所说“吾儒自足”即此孟子之易事哲学。这个孟子的现代儒家方案Very simple!
2026.03.21
后注：
新孟政治经济学概念（自然分化与二次分化，参考“当代中国道路的儒学解释”）初成是2001年到2003年（华夏时报、海纳百川罕见奇谈论坛），2004年将其以距斥新杨墨为儒学新道统（儒学联合论坛），遂名之新孟儒学，到2007年，纳入教员以反帝修为新道统名，阐释世界史、中国史（分儒家左派与右派，斗贵族【秦汉唐】与斗地主【宋明现代】）。十八大提反邪路（帝）、老路（修），也一并列入新道统名下。处理中西学统（将马克思归柏拉图传人、儒学三期）。
自耕农联合体到自由人联合体的黑格尔式正反合现代转化，或曰现代井田制，是晚近之事，大概2014年前后。
甘阳“通三统”公开发表在2005年（？），评甘阳（忽视毛邓三个世界论的主动传承）尊蒋庆一文在2007年。新孟儒学通内圣外王：内圣从夫子，外王从主席。孟子是桥梁，故谓之新孟NeoMencianism！
大宋儒家左派与右派：
俗吏见近事，儒者好远谋。
1)小者欲抑夺兼并之家，以宽细民，而大者则欲复古井田之制，使其民皆得其利。【这是大宋儒家左派】；
2)夺富民之田以与无田之民，则富民不服，此必生乱。富人者，州县之本，上下之所赖也。富人为天子养小民，又供上用，虽厚取赢以自封殖，计其勤劳，亦略相当矣。【这是大宋儒家右派】。
南宋 叶适《进卷｜民事下》
附：关于儒学新道统的提纲
关于 From Yao to Mao 儒学新道统，也即“允执厥中-夷夏之防-距杨墨-斥佛老-反帝（邪路）修（老路），这个是儒家义理的言说，也是面对文明演进与人类未来。
“From Yao to Mao”是西方历史学界对中国历史的一个说法。
新孟儒学/毛儒批判苏联模式（入于墨道）、美国模式（入于杨朱），是孟子距杨墨在政治儒学的表现，也即反帝修的中庸之道。
从传统古典儒家政制来看，是自耕农联合体向自由人联合体的现代转化（自耕农一佃农一自由人），于世界历史，也是实现消灭剥削的社会理想（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奴隶一雇工一自由人。
自耕农是自由人古典形式。
资产阶级革命对其是个否定。
自由人联合体乃否定之否定，所以看上去类似自耕农联合体。也是为啥耕者有其田与马克思主义的暗合的内在逻辑。
自耕农联合体演化的两个歧途：向左的国家权力控制，向右的资本控制。就是苏联模式（历史上王莽改制）与美国模式。
新孟儒学/毛儒不是一个防御性的地域性言说，这是修改蒋庆先生三重合法性中关于“地”的合法性的定义的缘由。（参考“天地人文的儒家政制”：天之有文，地（天下）之有文，人之有文）
要说契约论，毛与人民有消灭剥削的契约在，也是人民共和国的正当性所在。
毛在反帝反修之后，已无西方哲学学术可依，回到了王霸之别，回到了儒家政治哲学。由东风西风两个世界论而来的帝修中三个世界论是孟子儒墨杨三个世界论（杨墨之道不息，孔子之道不著）的现代版，邓继承了这一理论。
毛儒，“内圣从夫子，外王从主席”，今所通者，通内圣与外王是也：在勞動一致性理論的基礎上完成傳統自耕農聯合體向自由人聯合體的現代轉化，立中於天下。
Posted in Law & Order, 新孟儒学, 俱往矣（读史） on 2007年12月20日| 4 Comments »
”让一部分人先自由起来”
有经验的渔民都知道在捕捞/贩运活鱼时，要加入一两条性喜游动的鲶鱼，刺激其他鱼的活力，从而使整群鱼都游起来，增加存活的机会。这就是所谓的‘鲶鱼效应’，搞管理的人恐怕都知道，并且也流传着众多不同的版本。
经济学家巴泽尔（Ｂａｒｚｅｌ）有他自己的一个与众不同的版本。在奴隶制下，奴隶劳动的效率低下，这是令奴隶主非常头疼的问题，尽管他们手头是有鞭子的，在经济学上称为劳动监管成本高。这原因很简单，虽然奴隶是主人的私有财产，劳动力却天然属于奴隶本人。为了让奴隶努力劳动，奴隶主放下了他的‘鲶鱼’:对努力的奴隶，比如被我卖掉的奴隶胡平先生，给以奖励，且当该奴隶积累了一定的钱后，可以向奴隶主赎回自由，成为自由民(胡平先生非常高兴，眯着眼睛笑了，准备大展身手，重获自由)。
然而，如果奴隶都这样自由了，那奴隶主不就不存在了? 那当然不可能，‘让一部分奴隶先自由起来’是有价格的，而价格是由市场的供求关系决定的(云儿姑娘要能给个曲线就好了:-D)。当奴隶劳动效率提高后，奴隶交易市场的价格会上扬，当然，赎买自由的价格更会大幅上涨，这将随奴隶市场和奴隶的劳动效率而随时变动，结果是总会有一些奴隶获得自由，并和社会对奴隶的需求达到平衡。这一灵巧的自动的机制，亚当斯密先生千年后将其名为‘看不见的手’，是资本主义自由市场经济的最经典的描述。哈耶克先生将其进一步系统理论化，唤作扩展秩序，以之为自由秩序原理。只不过在哈耶克先生这里，市场调节的是雇佣劳动力。
在哈耶克先生眼里，这一资本主义扩展秩序具有先验性，是神圣的自由秩序。在我看来，这一秩序并不是所谓自发的，从我们上述文字可以看出，这一秩序是受到一些原则或曰边界条件的限制，比如说是奴隶制的扩展秩序还是雇佣劳动力或曰资本主义的扩展秩序，很显然，边界条件就是该秩序对人与人关系的限定。
当两种不同的自由秩序同时存在，互相扩展时，会是怎样的图景?历史在这里给出了明确的回答，比如在美国的南方奴隶制和北方资本主义制度的冲突:在美国新设立的州，实行奴隶制的原则还是资本主义的原则，即劳动力自由原则。这场冲突最后以武力方式解决，北方获得胜利，因为与奴隶制相比，资本主义秩序具有更强大的物质力量和精神力量。这实际上显示了生产力对不同秩序的决定作用，是自由秩序扩展的另一边界条件。事实上，有一些北方州也存在奴隶，当这些州宣布‘发现’(哈耶克语)出生即享自由的法律，也即打破了在奴隶制中没有明文却是默认的原则–奴隶的后代还是奴隶–其后果是在若干年后，奴隶不复存在，这也可算是修改决定自由秩序的根本原则，渐进改革的例子了。
巴泽尔先生对奴隶经济的产权问题的研究是非常有意义的，不过他似乎并没有研究资本主义条件下类似的产权问题，比如资本家购买劳动力后，劳动力当然成了资本家的私有财产(工作时间内)，在这里，哈耶克的扩展秩序还是他所声称的自由秩序吗?
依我看，有的话，也只是伪自由了，或者更确切的说是劳动力的自由，而不是劳动者的自由。
2003.3.10
相关帖子：
Posted in 新孟儒学, 未分类 on 2007年12月7日| 3 Comments »
马克思是现代以来无与伦比的西学巨人，无论从其理论及其实践对社会历史的影响，这一点恐怕是毋庸置疑的。
而也正是实践暴露了马克思的理论的错误，然而，其理论错误在那里呢？
要想解决这个问题，我们首先必须要做的就是马克思的理论是从何而来的，马克思他是如何思考他的问题的。
一般的说法认为马克思理论的三个来源，那其实只是其近代来源，而在其理论深处，却是整个西学的源头，追溯到个人的话，那就是柏拉图。
自然与人，是马克思思考的问题，也是柏拉图思考的问题。对于自然，柏拉图给出了自己的理念世界的观点，在马克思看来，这样的形而上学的哲学正是导致西方问题的根源，马克思因而热烈拥抱了黑格尔的辩证法，吊诡的是，在马克思的理论根基处，却正深刻揭示他是柏拉图形而上学的最好的学生。
在柏拉图的对话里，有一个关于两个城邦的叙述，对于城邦的统治者来说，一个理想的城邦需要极力避免出现富人的城邦和穷人的城邦的分裂。然而，一个城邦为什么会分裂以及如何分裂，柏拉图却是语焉不详。而正是从这里，马克思开始了他的思想征程。
马克思最终提出的是剩余价值学说，完美解释了城邦的分裂，而其奠基性的概念则是其对劳动的分析，也就是劳动的二重性，即抽象劳动和具体劳动的分别，在这里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柏拉图理念说的深刻印记。
而劳动这一概念与其他形而上学的概念不同，内在的具有了运动的特性，也就是必然走向劳动的辩证运动，而最终结果正是城邦的分裂。也正是在这里，马克思的哲学/历史唯物论/政治经济学形成一个完美的统一体，让人不禁沉醉其中，感叹其思想的魅力。
然而，正如柏拉图的哲学为基督教所吸收，马克思的理论导致的实践也被认为是基督教的世俗化，两者其实有相通性，按照中国儒家的说法，前者为道的层面，后者为器的层面，的确是最好的表达。
施特劳斯由此极力挖掘西学深处，一生研究柏拉图，却是要给出一个新的苏格拉底，以从柏拉图处返航，令人掩卷而叹。
因此，走出马克思的失误之处，也就必然地走出西学的迷惘。
子曰：“可与共学，未可与适道；可与适道，未可与立；可与立，未可与权。”以此与诸君共勉。
（朱喜注：可与者，言其可与共为此事也。程子曰：“可与共学，知所以求之也。可与适道，知所往也。可与立者，笃志固执而不变也。权，称锤也，所以称物而知轻重者也。可与权，谓能权轻重，使合义也。”杨氏曰：“知为己，则可与共学矣。学足以明善，然后可与适道。信道笃，然后可与立。知时措之宜，然后可与权。”洪氏曰：“易九卦，终于巽以行权。权者，圣人之大用。未能立而言权，犹人未能立而欲行，鲜不仆矣。”程子曰：“汉儒以反经合道为权，故有权变权术之论，皆非也。权只是经也。自汉以下，无人识权字。”愚按：先儒误以此章连下文偏其反而为一章，故有反经合道之说。程子非之，是矣。然以孟子嫂溺援之以手之义推之，则权与经亦当有辨。）
2006-07-06
LS30新孟儒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