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S30新孟儒学

有人说晁错是实干家，比贾谊强，我不以为然。在我看来，如果要比谁最高明，肯定是贾谊，晁错不惟比不过贾谊，比起主父偃来都要略输一筹。

一、三个都是些什么人
贾谊成名很早，“年十八，以能诵诗属书闻于郡中”（《史记·屈原贾生列传》），很受河南太守吴公的赏识。吴公调到中央做了廷尉，把贾谊推荐给汉文帝。文帝召贾谊做博士，很快又升他当太中大夫，当时他才二十岁出头。贾谊能诵诗书写文章，是儒家出身，吴公“治平为天下第一”（《史记·屈原贾生列传》），又是李斯的同乡小老弟，属于法家。一个儒生能够得到法家高官的赏识，说明贾谊不是只懂得师古复古那一套的老冬烘，是有真才实学的。可正是由于贾谊年纪太轻，才能太出众，被功臣贵族排挤，汉文帝只好把他派离长安去做诸侯王太傅。贾谊自己也是点背，死得比较早，最终都没能爬上三公九卿的位子大展宏图。
晁错的学习经历跟贾谊刚好相反，是刑名法家出身，“以文学为太常掌故”（《史记·袁盎晁错列传》），公派出去学习儒家“几乎失传”的《尚书》（《尚书》这部书另有渊源，在这里就不展开了），镀完金回来做太子家令，跟太子——也就是后来的汉景帝——关系很铁。景帝继位以后，晁错这位“智囊”一两年里就做到御史大夫，相当于今天的国务院副总理兼最高检察院院长。汉文帝还在位的时候，晁错就常常上书言事，主张削藩，文帝虽没采纳，但也没给他小鞋穿。景帝上台，晁错得了势，便开始大张旗鼓借着种种罪名削夺诸侯的封地，引发了吴楚七国之乱。晁错平时“为人峭直刻深”（《史记·袁盎晁错列传》），得罪过不少人，吴楚七国一造反，仇家们就联合起来怂恿景帝把晁错当替罪羊杀掉了。
主父偃的学识也有点博采众长的意思，起初“学长短纵横之术”（《史记·平津侯主父列传》），既不是儒家也不是法家，而是属于张仪苏秦那一派的纵横家，后来又学了儒家的《易经》、《春秋》。主父偃跟齐国的儒生们相处不好，走遍各诸侯国也没找到什么进身之阶，于是进关找卫青去撞木钟，卫青帮他在汉武帝面前关说过好几次，无奈武帝就是看不上他。主父偃在长安等得越久，手头越拮据，而且人际关系又没搞好，眼看又要待不住了，便大着胆子给武帝上书献策，没想到从此就青云直上，短短一年里升官四次。主父偃给武帝出过不少主意，很受皇帝的赏识，但他过于得意忘形，逼死了齐王，被政敌捉住把柄告状成功，落得全族诛灭的下场。
这三个人，人品是贾谊最好，主父偃最差。主父偃倒行逆施，一手收诸侯的钱，一手帮皇帝打击诸侯，而且根本不顾及声名，大家都知道他那点破事，所以当他一离开皇帝身边，立刻有人告状，死得一点不冤枉。晁错主张削弱诸侯是为了加强中央集权，他提的建议做的事大多利国为民，是好的，可惜他不注意方式方法，一味穷追猛打，走正面对抗路线，刚好碰到七国造反势头太猛，汉景帝一时慌乱就把他杀了。后来事实证明杀掉晁错根本不顶用，晁错死得比较冤。做官做到他那种位置，官丢得冤枉不会引人笑，死得冤枉就很丢脸了，所以我说他比主父偃更不高明。贾谊的人品跟学问都没有问题，在三个人中是最具战略眼光的，他提的建议可行性实效性俱佳，他就是没碰上汉武帝朝那种暴发户频出的时代，生生被根深蒂固的军功贵族势力压死了，否则绝对有能力成为一代良相。

二、三个人提出的是什么样的建议
贾谊、晁错和主父偃，三个人，服务于紧挨着的三个皇帝，提的建议都是针对同一个问题，就是诸侯势力太大，影响中央政府的集权统治。秦始皇统一六国，认为分封诸侯是战乱之源，于是在全国范围内实行郡县制，一个王都不封。秦朝二世而亡，关中老巢被兵力并不强大的刘邦一击得手，各地官员没一个发兵救援的，刘邦做皇帝后认为秦朝失败的原因在于没有分封同姓诸侯形成地方与中央相互依存的局面，外姓官员不会为朝廷的存亡拼性命，所以刘邦采取了分封制度，而且封给诸侯王的土地都很大。秦始皇刚开始实行郡县制的时候“分天下以为三十六郡”（《史记·秦始皇本纪》）；到了刘邦手里大致有四十一个郡；传到汉文帝手上，中央朝廷直属只有十五个郡，其它土地都分别属于各诸侯王，而且皇帝手上十五个郡的范围内还分布着许多侯的封国和公主的汤沐邑。
刘邦初年，中国历经秦朝的残酷掠夺和多年的战乱，到处荒凉，民生凋敝，十室九空，关中原先的秦国地区稍微好一些，关东诸侯国的户口数人口数大概只剩下不到两三成，所以高祖、高后统治期间诸侯王的势力并不大，中央政府占优势。高祖十二年，惠帝七年，高后七年，汉朝开国的二十五六年间虽然上层建筑时有动荡，社会整体还是比较安定的，人口增加了，经济发展了，各诸侯国的势力也强大起来。汉文帝以诸侯王的身份入继大统，无论是对诸侯王也好，对朝中大臣也好，说话做事都很难挺直腰杆，气势比较弱。
刘邦留下过“非刘氏不王，非军功不侯”的遗训，而且开国以来都是先封侯后拜相，要到汉武帝的时候才打破这个惯例。汉文帝是在陈平周勃等开国的军功贵族发动政变诛灭吕氏势力后入主朝廷的，他的母家对于汉朝的建立没有尺寸之功，所以他跟丞相、太尉等高级官员讲起话来都非常客气。有些事情他想办，但丞相不同意，他就办不成，无可奈何。
汉文帝登基后，势不如人，不得不把早几年吕后从诸侯王那里割来的土地一一还回去。这时候的诸侯王，个个不是好侍候的主儿。齐哀王刘襄，刘邦长子刘肥的儿子，齐国有七十多座城，吕后死后，刘襄是第一个起兵的，而且他两个弟弟朱虚侯刘章和东牟侯刘兴居是发动政变拥立汉文帝的功臣。吴王刘濞，刘邦的二哥的儿子，以军功获封吴越故地三郡五十三城。楚王刘交，刘邦的四弟，以军功获封楚国故地四十多城。光这三个诸侯王加起来就占了一百七十多座城池，所谓“封三庶孽，分天下半”（《史记·吴王濞列传》）。淮南王刘长是汉文帝当时仅剩的同父兄弟，从小由吕后带大，飞扬跋扈，专门惹是生非。其余燕国、赵国等等，王被吕家人弄死了，文帝还得负责重新把其后人封回去。总之汉文帝不但不能削弱诸侯王，反而还要保护甚至加强诸侯王的势力。
汉初的诸侯王都有治国的实权，除了丞相是中央任命，其他官员的任命权都归诸侯王，从官制到官名都跟中央一样。诸侯王有权收税，有权养军队，甚至有权发行货币。吴王刘濞靠着煮海水为盐和开采铜矿铸造钱币大发横财，全国人民享受免税待遇，而且庇佑各国的罪犯，不服朝廷管束，汉文帝因为自己儿子打死过刘濞的太子，理亏，只好对这位堂兄的种种不法行为睁只眼闭只眼。
到了这个时候，形势已经很明显，中央政府实力的发展速度比不上各诸侯国，而且由于汉文帝是诸侯入继，给诸侯王开了先例，同志们觉得皇帝是可以轮流做的。如果不想办法削弱诸侯，迟早有人会造反。
贾谊、晁错和主父偃三人提出的建议就是针对这种脑体倒挂现象，试图削弱诸侯的。贾谊建议汉文帝增加诸侯人数，减少每个诸侯的封地，这就是“众建诸侯而少其力”的主旨；晁错的办法是逐步削夺诸侯的封地，收归中央政府；主父偃建议汉武帝允许诸侯王把土地分封给自己的子孙，“推恩令”其实是师贾谊之故智。

三、为什么说贾谊最高明
传说大禹治水乃是继承父亲鲧的事业。鲧治水专门搞堵漏补缺，可堤坝筑得再高总是挡不住洪水，治了九年劳而无功，被大舜治罪殛死；大舜改让大禹治水，大禹以疏通河道沟渠为主，见缝插针抓好农业生产，用十三年的时间顺利治服了洪水。对汉文帝、汉景帝和汉武帝来说，势力坐大的诸侯王就是威胁朝廷生存的大洪水，贾谊、晁错和主父偃就是主持治水的鲧和大禹。晁错治水的办法，既不是大禹的疏通法，也不是鲧的堵塞法，他是坐着小船迎流而上，想把洪水舀干。
截至汉景帝朝前期，第一代军功侯已经基本退出汉朝中央政府的政治舞台，皇帝的权力得到了巩固和加强，但是各诸侯王国的发展也已经到了相当高的水平，单独一个诸侯国虽然比汉廷弱，几个诸侯国加起来却要强于汉廷。诸侯王中只有梁王和代王是景帝的同父兄弟，齐、楚、吴、燕等国都是堂房亲戚，血缘亲疏意味着忠诚度的高低，况且吴王、淮南王等人都和景帝的父亲文帝有血仇。在如此错综复杂的形势下，汉朝中央政府和诸侯王国之间不是单纯的刀俎和鱼肉的关系，不宜强行打击诸侯的实力，即便要打击，也应该采取逐个解决、一击致命的办法，不能惹毛这个再去触动另一个，触犯众怒。很可惜，晁错帮汉景帝削藩，上述不该犯的错误全犯了，一下子要削夺楚国赵国各一个郡、吴国两个郡、胶西国六个县，却又不把这些诸侯王一棍子打死，实力最强、仇大恨深的吴王不甘心坐以待毙，于是抢先起兵造反。
吴楚七国是打着“诛晁错，清君侧”的旗号起兵的，但当汉景帝杀掉晁错之后，刘濞并没有偃旗息鼓收兵回国。作为一个政治家，其言行被下面人当作造反的借口，自己为此赔上性命却仍然不能消弭战乱，不但是一种悲哀，更是莫大的讽刺。所以所谓的晁错的“实干”，也不过就是舀洪水时船翻了而已。
吴楚七国之乱平定以后，汉景帝趁势收回诸侯王亲自治理封国的权力，削减诸侯王手下官员的数量，又分封自己的十三个儿子为王，因而到汉武帝接手时诸侯势力已经远远不若前几代之强。汉武帝朝虽有淮南王刘安造反的事情，毕竟不成气候，所以主父偃建议汉武帝搞“推恩令”，继续削弱诸侯，其实有点打死狗的味道。后来赵王告主父偃拿了诸侯的钱帮诸侯讨封，主父偃对此供认不讳，也就是说，主父偃提出“推恩令”分弱诸侯王的实力，投汉武帝所好，同时主父偃又借“推恩令”的实行收受诸侯的贿赂，为自己捞好处。不论主父偃提议搞“推恩令”是否真的为了巩固汉朝的中央集权，维护国家的统一，起码他收了钱，动机已经不纯了。
跟晁错和主父偃一比，贾谊动机既纯正，目光也远大，措施温和而有效，是真正高瞻远瞩的政治家。
贾谊提出“众建诸侯而少其力”，是一个前所未有的创举，在他之前，汉朝历代分封诸侯都有两个特点，一个是诸侯王数量不多，另一个是每个诸侯王的封地都很大。增加诸侯王的数量，减少每个诸侯王的实力，完全与开国君主汉高祖刘邦以来的成例背道而驰，没有战略眼光和政治勇气的人是提不出这样的建议的。
贾谊在《治安策》里把汉高祖初年异姓诸侯先后反叛的历史总结为四个字：强者先反。他说：
淮阴王楚最强，则最先反；韩信倚胡，则又反；贯高因赵资，则又反；陈豨兵精，则又反；彭越用梁，则又反；黥布用淮南，则又反；卢绾最弱，最后反。长沙乃在二万五千户耳，功少而最完，势疏而最忠，非独性异人也，亦形势然也。曩令樊、郦、绛、灌据数十城而王，今虽以残亡可也；令信、越之伦列为彻侯而居，虽至今存可也。然则天下之大计可知已。欲诸王之皆忠附，则莫若令如长沙王；欲臣子之勿菹醢，则莫若令如樊、郦等；欲天下之治安，莫若众建诸侯而少其力。力少则易使以义，国小则亡邪心。令海内之势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莫不制从，诸侯之君不敢有异心，辐凑并进而归命天子……（《汉书·贾谊传》）
他这番话的意思是说，诸侯造不造反，跟他们与皇帝的感情好坏没关系，势力越大，造反越早；长沙王吴家之所以是汉高祖朝留存的唯一一个异姓王，是因为长沙国实力最弱，户口只有两万五千，没有造反的本钱；忠诚亲近如樊哙、周勃、灌婴等辈，要是封给他们的土地够大，他们也照样会造反；杜绝诸侯造反的最好办法是把他们的实力控制在长沙王吴家那样的规模；诸侯王弱小不敢造反，中央集权自然就得到加强了。
但是，当时的实际情况是诸侯势力已经过大，而且还在继续增强，不可能坐等着朝廷来把他们削弱成长沙国第二、第三、第四，因此贾谊又提出了具体对策：
割地定制，令齐、赵、楚各为若干国，使悼惠王、幽王、元王之子孙毕以次各受祖之分地，地尽而止，及燕、梁它国皆然。（《汉书·贾谊传》）
——把诸侯国的土地分封给始封国王的子孙。看看“推恩令”，是不是从这里抄的？
汉文帝朝与汉武帝朝的政治态势大不相同，后者朝廷掌握着对诸侯国存续的主动权，可以把动作搞得很大、很激烈，可以找各种借口把诸侯封地收归国有，汉文帝时可没有这么好的条件，要实施贾谊的分地计划，必须小心加小心。贾谊也考虑到了这方面的现实需求，他说：
其分地众而子孙少者，建以为国，空而置之，须其子孙生者，举使君之。诸侯之地其削颇入汉者，为徙其侯国及封其子孙也，所以数偿之；一寸之地，一人之众，天子亡所利焉，诚以定治而已，故天下咸知陛下之廉。地制壹定，宗室子孙莫虑不王，下无倍畔之心，上无诛伐之志，故天下咸知陛下之仁。法立而不犯，令行而不逆，贯高、利畿之谋不生，柴奇、开章之计不萌，细民乡善，大臣致顺，故天下咸知陛下之义。（《汉书·贾谊传》）
他要汉文帝分割诸侯王的封地，但不随意吞并诸侯王的封地，诸侯有罪的，可以削夺封地，但是对其封国范围内无罪的侯国要进行妥善安置，以地还地。
贾谊面对滔滔洪水，想出的办法是将其分解成涓涓细流，水流小了，对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的破坏力自然也就弱了，这才是真正老成谋国的政治家风范。

四、贾谊为什么没能大展雄才
唐朝诗人李商隐有一首诗写到贾谊：
宣室求贤访逐臣，
贾生才调更无伦。
可怜夜半虚前席，
不问苍生问鬼神。
有些人就上了李商隐的当，以为贾谊之所以投闲置散，是因为汉文帝没有知人之明，其实大谬。李商隐虽有诗才，却不见得具备史识，而且他写诗断章取义，全然不顾汉文帝“问鬼神”是在一个什么样的情况之下。他这首诗的原型来自《史记·屈原贾生列传》的一段记载：
……后岁余，贾生征见。孝文帝方受釐，坐宣室。上因感鬼神事，而问鬼神之本。贾生因具道所以然之状。至夜半，文帝前席。既罢，曰：“吾久不见贾生，自以为过之，今不及也。”
太史公记载得清清楚楚，贾谊觐见的时候，文帝刚刚结束祭祀仪式，所以问起鬼神之事，而贾谊也确实肚子里有料，所以两人才能谈那么长时间。平常人还会“日有所思，夜有所梦”呢，两千多年前的古人敬畏鬼神，不能立刻从祭祀的神秘气氛中脱离，是很自然的事情。况且当跟贾谊谈完之后，文帝感慨地说：“我跟贾谊这么久没见面了，自以为水平赶上他了，没想到还是比不过他。”文帝是有名的谦恭皇帝，但是，如果换作另一个关系不亲近、不知根知底的臣子，文帝肯说这样的话吗？贾谊这一次的觐见，乃是“征见”，是皇帝把他叫去的。叫去干什么？当然是另有重任。“居顷之，拜贾生为梁怀王太傅。梁怀王，文帝之少子，爱，而好书，故令贾生傅之。（《史记·屈原贾生列传》）”文帝如果不充分了解和信任贾谊，肯把自己最宠爱的小儿子交给贾谊辅佐吗？
贾谊当初之被贬离都城，个中原由是相当复杂而隐晦的，跟当时的政治气候、学术氛围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
汉文帝生于公元前202年，贾谊生于公元前201年，两人同龄。汉文帝是藩王入继大统，贾谊是平民入朝为官。当时朝中重臣都是开国打天下的功臣，又曾发动政变推翻过前一任皇帝，在这些重臣面前，外来和尚不是好念经，而是好欺负。文帝及其心腹触犯他们一丁点既得利益，都可能招致强烈反弹。《史记·屈原贾生列传》记载：
孝文帝初即位，谦让未遑也。诸律令所更定，及列侯悉就国，其说皆自贾生发之。于是天子议以为贾生任公卿之位。
汉朝的列侯主要有三种来头，分别是军功侯、王子侯和外戚侯。汉文帝朝前期，王子侯和外戚侯不多，以军功侯为主。汉朝的列侯普遍喜欢住在长安，不喜欢回各自封地做乡下人，贾谊建议汉文帝命令他们“悉就国”，表面上是为了减轻列侯封地人民的负担，其实意在削弱列侯对中央政府的影响力，加强中央集权，这就很容易遭人忌恨。第一次“列侯就国令”是文帝二年十月下达的，很多侯爷赖在长安不走，过了一年文帝看到效果不大，就号召丞相起好带头模范作用，把绛侯周勃的丞相帽子给摘了，免相就国。这件事，下诏命的虽然是文帝，但出主意的可能是贾谊，文帝“议以为贾生任公卿之位”有点酬庸贾谊功劳的意思。所谓“公卿”，就是“三公九卿”。丞相、太尉、御史大夫，是谓三公；奉常、郎中令、卫尉、太仆、廷尉、典客、宗正、治粟内史、少府，是谓九卿。汉文帝朝前期，非但三公之位，连九卿的官职也多由列侯把持，汉文帝一下子要把贾谊这个二十刚出头的平民小青年提拔到三公九卿的高位，挤掉功勋卓著的老革命，老革命们怎肯轻易拱手相让呢？
周勃下台之后，汉文帝任命太尉颍阴侯灌婴做丞相，顺便撤消了太尉一职。灌婴也是开国功臣，包括后来接替灌婴的张苍也是军功侯，可见周勃之去职，是汉文帝自己厌烦他了，跟贾谊其实没啥关系。公卿列侯未必看不出这中间的奥妙，但是，皇帝毕竟是皇帝，不能正面对抗，只可敲山震虎，所以就拿皇帝的爱将——贾谊同志开刀。
恰好贾谊这时候“犯了”路线错误。
汉承秦制，从官制官名到服色历法，汉朝很多东西都是从秦朝继承下来的。“汉兴，高祖曰‘北畤待我而起’，亦自以为获水德之瑞。虽明习历及张苍等，咸以为然。是时天下初定，方纲纪大基，高后女主，皆未遑，故袭秦正朔服色。（《史记·历书》）”继灌婴之后担任丞相十几年的张苍曾是秦朝的柱下史，除了叔孙通，汉朝开国功臣中就数他的出身地位最高、学术资格最老，连相国萧何都瞠乎其后，更不用讲樊哙灌婴那一班屠夫小贩了，所以“好书律历”的他就成了汉朝前期律历领域的当然权威。《史记·张丞相列传》记载：
自汉兴至孝文二十余年，会天下初定，将相公卿皆军吏。张苍为计相时，绪正律历。以高祖十月始至霸上，因故秦时本以十月为岁首，弗革。推五德之运，以为汉当水德之时，尚黑如故。吹律调乐，入之音声，及以比定律令。若百工，天下作程品。至于为丞相，卒就之，故汉家言律历者，本之张苍。苍本好书，无所不观，无所不通，而尤善律历。
张苍是汉朝制度的奠基人，“袭秦正朔服色”既是刘邦传下来的老规矩，更是张苍的学术成果，后生小辈想在他老人家当权期间推翻这一成果，那就跟小毛孩子乱摸老虎屁股差不多，纯粹属于活得不耐烦。偏偏贾谊就是第一个伸手去摸老虎屁股的小毛孩子。
其实，尚什么颜色，用什么数目，以几月份作为新一年的开始，对国计民生都没什么大影响，无所谓，问题出在张苍对秦朝制度照单全收，坚持水德说之余也一并沿用秦朝的《颛顼历》。根据《颛顼历》推算出来的天象，跟实际观察的结果是有出入的，而且随着时间的推延，这种误差越来越大，“朔晦月见，弦望满亏，多非是”（《汉书·律历志》）。中国古人相信“天人感应”，历法跟星相不相吻合是非常严重的大事情，况且历法可以对农业生产起到指导作用，历法错误会损害国家的根本利益，动摇皇帝的统治基础。所以，跟皇帝关系融洽又学识渊博、“诸生不及”的贾谊自然而然成了历法改革的排头兵。
那个时代沿用战国以来形成的岁星纪年法，以十二年为一周天，但事实上岁星（木星）的公转周期是11.86年，历法错误就源于这每12年高达0.14年的误差。那时候的人们根本不知道地球自转和公转是怎么一回事，可想而知在这样的知识水平上根本不可能彻底解决历法错误问题，即使提出了什么解决方案，也只能是隔靴搔痒。贾谊也隔靴搔痒，他“以为汉兴至孝文二十余年，天下和洽，而固当改正朔，易服色，法制度，定官名，兴礼乐，乃悉草具其事仪法，色尚黄，数用五，为官名，悉更秦之法”（《史记·屈原贾生列传》），没能力解决历法错误的主要矛盾，就去抓正朔服色之类的次要矛盾。不可避免地，正好撞到张苍的枪口上。
贾谊是儒家出身，虽然颇得法家出身的吴公欢心，行政能力比较强，但到了历法改革的时候，就又想起了儒家的理论，“改正朔，易服色，法制度，定官名，兴礼乐，色尚黄，数用五”，全是儒家那一套。汉武帝朝之前刑名法家和黄老之术是主流，贾谊要按儒家学说改变国家的基本特征，绝对是路线错误，是不可能的任务。
所以，当“天子议以为贾生任公卿之位”的时候，周勃、灌婴、张相如、冯敬等第一代军功侯们“尽害之，乃短贾生曰：‘雒阳之人，年少初学，专欲擅权，纷乱诸事。’（《史记·屈原贾生列传》）”汉文帝一看阻力这么大，不得不对贾谊“疏之，不用其议，乃以贾生为长沙王太傅”（《史记·屈原贾生列传》）。贾谊就这么被贬出了中央。在这之后，从汉文帝四年起，张苍连着当了十几年丞相，可想而知他是不会给贾谊咸鱼翻身的机会的。
早在汉高祖十一年，后来的汉文帝刘恒刚被立为代王的时候，张苍曾做过代国丞相，所以张苍虽然和周勃、灌婴同属于第一代军功侯，跟汉文帝的关系却与众不同。让张苍做丞相，是文帝在与军功侯传统势力勾心斗角过程中的一种妥协和折中。汉文帝以外藩入主皇室，继位之初统治基础不稳，必须维系住与军功侯之间的微妙平衡，避免撕破脸皮，为了达到这一目的，与张苍之间的旧渊源是最可利用的资本。所以，贾谊的悲剧性命运其实在他试图挑战张苍的学术权威的那一刻就被注定了。

五、贾谊的“遗志”
汉文帝与贾谊之间那段“不问苍生问鬼神”的对话发生在汉文帝七年，不久文帝拜贾谊为梁王太傅，把自己心爱的小儿子刘揖托付给他。文帝十一年，刘揖坠马而死，贾谊认为自己没有尽到师傅的责任，郁郁而终，年仅三十三岁。
阐述“众建诸侯而少其力”理论的《治安策》是贾谊在梁王太傅任上的作品，虽然离开了中央，汉文帝对于贾谊的建议还是十分重视，“深纳其言，养臣下有节。是后大臣有罪，皆自杀，不受刑”（《汉书·贾谊传》）。大臣有罪，自杀不受刑，意味着朝廷上层矛盾缓和，皇帝有足够权威。
汉文帝儿子少，梁怀王死后，只剩下三个了，一个是皇位继承人，另两个虽然封了王，封地并不大。汉文帝部分采纳贾谊的建议，改封皇子淮阳王刘武为梁王，把梁国扩大到四十多个城池的规模；又把齐国一分为六，淮南国一分为三。汉景帝三年吴楚七国之乱，原齐国分出来的六个王国只有四个参与，最大的齐国临阵倒戈到朝廷一方，原淮南国的三个分国一个都没参与，而梁国作为中央政府的外围防线，在这场战争中消灭的叛军数量与朝廷相等。如果文帝没有把齐国一分为六，没有益封梁国土地，这场战争的结果可能完全两样，根本轮不到汉武帝去搞“推恩令”。
贾谊生前提出“色尚黄”，是根据“五德终始说”，认为汉朝是土德，但由于丞相张苍坚持水德说，贾谊的说法没有被采纳。贾谊死后两年，汉文帝十四年，“鲁人公孙臣上书曰：‘始秦得水德，及汉受之，推终始传，则汉当土德，土德之应黄龙见。宜改正朔，服色上黄。’（《汉书·郊祀志》）”张苍又用水德说加以驳斥，把公孙臣打压下去。没想到第二年“黄龙见成纪”（《汉书·郊祀志》），“事实”胜于雄辩，祥瑞黄龙的出现证明了汉朝确实是承土德以兴，张苍这下蔫了，“由此自绌，谢病称老”（《史记·张丞相列传》），终于退出政治舞台。不过，由于赵国骗子新垣平的一番折腾，汉文帝并没有把改制的事情贯彻到底，一直要到了汉武帝元封七年，公孙卿、壶遂、司马迁等人建议修改历法，才顺便把服色、岁首等等问题一揽子解决。

《汉书·贾谊传》末尾总结道：
刘向称“贾谊言三代与秦治乱之意，其论甚美，通达国体，虽古之伊、管未能远过也。使时见用，功化必盛。为庸臣所害，甚可悼痛。”追观孝文玄默躬行以移风俗，谊之所陈略施行矣。及欲改定制度，以汉为土德，色上黄，数用五，及欲试属国，施五饵三表以系单于，其术固以疏矣。谊亦天年早终，虽不至公卿，未为不遇也。
这样的评价是相当客观而准确的。晁错也好，主父偃也罢，都不如贾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