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S30新孟儒学

看了论坛上转贴的寒星先生的文章，‘ 反专制：儒家思想的一个重要传统（上中下）’后，我觉得题目好象有问题，曾问韩星先生，说‘传统儒家对君主的开明专制也反对嘛?如果不反对，还能说是反专制吗?’

说儒学是中国几千年来专制的‘帮凶’，是一个由来已久的迷信，而现在韩星先生去破解这一迷信，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专制是与民主相对应的一个西学概念，因此，在为儒学正名时，不可不察。

相应地，现在的中国存在着另一个关于民主万能的迷信，康晓光先生大声疾呼社会的儒化，反对自由民主主义的政治言说，而很多人就将康的观点简化为反民主，而儒学也就成了反民主的论说。

那么，儒学到底是反民主还是反专制呢?

其实，这是一个错误的问题，因为民主/专制考量是制度层面的，而儒学却不仅是言说制度问题。如果我要回答的话，可以说，儒学既不反民主，也不反专制，儒学反对的是错误。儒学反对专制暴君的统治，也反对民主暴政，比如，元朝治下之南人，和排华法案中的美国华人。

儒学提供了一个自足的理论体系，一种社会的生活方式和判断正确和错误的准则，所以，儒者力主夷夏大防，距杨墨，斥佛老，以及现今的距斥‘新杨墨’，而在实践上，斥桀纣为独夫，倡君子与小人之别。

儒者理想是圣王之治，圣者继天立极，道统以之传；王者化民成俗，政统为之续。然而，不能否认儒学在制度层面的缺失，在我看来，也就是对错误行为的矫正问题。对于君子来说，‘吾日三省乎己’，有过则改，无则加勉。‘君子之过，犹日月之食，过也，人皆见之；更也，人皆仰之’。然而，对于王者来说，却不仅仅是个人的问题。

吾读通鉴北宋之变法，常喟然而叹。王安石变法之激烈，而司马光保守之极端，新法数次尽举尽废，而国亡无日矣。介甫君实皆才华横溢之辈，品行高洁之士，而对立双方之绝决，亦不遑多让，只能掩卷而悲苏轼之不遇。

倾心民主人士声言，民主制度是最不坏的制度，其实不在于民主选举本身，而在于最高领导人的任期制度，这提供了一个错误的纠正机制。而传统的中国，始终没有走到这一步，它依赖的是‘自然’纠正机制–新皇登基，大赦天下。只是旧皇在位太久，致局势颓坏不可收拾，此史家常责明之坏于万历，清之衰于乾隆。当年清嘉庆即位，和珅仍然不倒，而太上乾隆去世第二天，即被捕下狱，查其贪之财数倍于朝廷岁入。

然而，什么是正确，什么是错误，却是非常难的事。如何才能明于是非之纪，古人曰，道者，万物之始，是非之纪也。

明于道者乃正是儒者之所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