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S30新孟儒学

牟宗三先生评价胡适是：

民国以来，在学术界最出名的是胡适之先生，从其《中国哲学史大纲》看来，他本是一个讲中国哲学的人，但其实他对中国哲学一点都不了解，没有一句相应的话，所以只写了上卷，后来也写不下去了，转去做考证，考证禅宗，也以外行人瞎考证，根本不知道禅宗内部的问题，只去做些外围的事，如考证版本的真假，这与禅宗有何本质的关系？况且凭什么你就能断定《六祖坛经》一定是神会造的呢？照我一看，我不须考证，就知道神会写不出来，因为神会的思想是另一个思路，神会禅是「如来禅」，《六祖坛经》是「祖师禅」，祖师禅是真正的禅宗之禅，是神会了解不到的。胡适先生连这一点都不清楚，还想跟人辩，难怪被铃木大拙当面斥为外行，其实他是真的外行。以像他这种人来领导学术界，出大风头，这当然非国家学术之福。所以他虽以哲学起家，到后来不但不讲哲学，并且反哲学。他极力宣传科学与考据，考据也并非不可以讲，不过考据是历史家的本份，但胡适先生既不读历史，亦不读哲学，亦不读科学，他只去考红楼梦。考红楼梦能考出科学来吗？—他所有的学问就是这样—浪费、无成。
见：客观的了解与中国文化之再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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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到胡适之先生的实用主义，不由让人想起当年一个学生问柏拉图的话：学了几何学有什么用？柏拉图好像没有回答他，只是很不高兴地吩咐仆人拿一枚硬币给那个学生，把他打发走了。

倒是有人代“圣人”立言：“他在这儿做讲座，是关于社会哲学的，简直不值鄙视：这是最过时、毫无生命的实证主义试图在黑暗中吹口哨，尽管冒充“理性主义”，却完全没有“理性地”思考的能力——实在很糟。”

西学东渐之初，欧氏几何学由利玛窦传入明朝，万历38年（1610年）利氏卒，依照惯例，客死中国各地的传教士都必须迁葬澳门神学院墓地。耶稣会传教士们向明神宗呈上奏疏，希望能得到皇帝的赐地在京城埋葬利玛窦。

礼部向皇帝提交了处理意见。他们依据《大明会典》中的一条法律责令顺天府寻找合适的土地和房屋，赐地埋葬利玛窦。 当部分官吏以”从无此例”为由反对此举时，时内阁大学士（相当于宰相）叶向高反驳说：自古来华洋人中，”其道德学问，有一如利子者乎? 毋论其它事，即译《几何原本》一书，便宜赐葬地矣”。

抚今追昔，实堪令人玩味。

胡适在对待孔子和儒学的认识上与陈独秀有着大致相同的经历。如，他曾不止一次地表露了其思想深处对儒学的看法，他著《说儒》一文对“伟大的领袖孔子”献上崇高的礼赞，在一些学术论文中把“大胆怀疑”的“科学精神”追溯到孔子、王充、朱熹和欧阳修等历代大儒。那么，如何看待他在五四时期以“再造文明”的勇气、以“重新估定一切价值”精神炽热地颂扬“只手打孔家店”的反孔非儒的行为呢？胡适晚年自辩道：“有许多人认为我是反孔非儒的。在许多方面，我对那经过长期发展的儒教的批判是很严历的。但是就全体来说，我在我的一切著述上,对孔子和早期的‘仲尼之徒’如孟子，都是相当尊崇的。我对十二世纪‘新儒学’(neo-confucianism)的开山宗师的朱熹，也是十分崇敬的。”（唐德刚：《胡适口述自传》，第258页，传记文学出版社，台北，1983年）这确是一种“剪不断，理还乱”的儒学情结。

“五四”运动时期，胡适对吴虞说：“打孔家店”。此言一出，成了风靡一时的口号。但是，胡适晚年对孔子的态度大变其化。晚年的胡适“圣人”不离口，据他的秘书胡颂平解释，“先生平日口头上说的‘圣人’，都指孔子”。后来胡适对孔子有了更亲切的称谓，叫“老祖宗”。他说：“我还是讲我们的老祖宗吧，我们的老祖宗孔夫子是近人情的……”这很耐人寻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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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守力博客http://lishouli.blog.hexun.com/4242376_d.html

周六下午在PBS HD频道偶然看到一个节目，是关于一个新抗癌药物的第一次临床试验的纪录片。

病人Natha年前发现得了癌症，经过常规的化（学药物治）疗后，癌症消失，但几个月后复发，并转移形成肺癌，他的肿瘤医生告诉他，已经无法挽救，大概还有3-6月。

当年杨晓凯先生罹患肺癌，医生也作了类似的诊断。他的亲友为其祷告，而晓凯先生也因此信了上帝。纪录片中的病人Natha先生比较幸运，他的肿瘤医生还告诉他，加州理工的Mark Davis教授开发了一种新的抗癌药，如果他愿意的话，可以试验一下。病人Natha表示同意，他是这种药物的第一个临床试验病人。

Mark Davis教授是加州理工的化学工程教授，其最初的研究与癌症治疗并没有关系。10年前，他的妻子被发现患了乳腺癌，经过痛苦的化疗过程后，恢复过来。他目睹其妻子的痛苦，决心作癌症治疗方面的研究，以避免化疗过程中给患者带来的巨大副作用。他潜心阅读浩如烟海的医学文献，注意到小分子的化疗药物可以杀死癌细胞，也可以轻易渗透人体血管，杀伤正常人体细胞，而肿瘤内部有新生成的肿瘤血管给迅速生长的肿瘤细胞提供养分，但肿瘤血管与正常人体血管不同，千疮百孔，因此，Mark Davis教授决定研制一种纳米颗粒，将化疗药物附着在此载体上，此纳米药物足够大而不能渗透人体正常血管，却也足够小，可以穿过有“疮”“孔”的肿瘤血管而进入肿瘤内部，杀死肿瘤细胞。经过10年的研究，开发的纳米载体药物IT-101获准进入临床试验。

病人Natha在药物治疗两个月后，没有出现化疗过程常见的毒副作用，其肺癌的医学成像显示，肿瘤团块没有继续增大，也没有新的肿瘤团块形成，这是一个好迹象。六个月后，图像显示，不但肿瘤生长被控制，而且在原来的肿瘤团块内部出现大的空洞，表示肿瘤细胞已被杀死。此时镜头转向病人Natha一家，他们都很激动，病人Natha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眼泪，他重新获得了继续生活的希望。

作为著名经济学家，杨晓凯先生的成就令人敬佩，作为一个病人，在没有治疗方法之后，走向上帝以获得安慰，也是情有可原。然而，以众人熟知的著名经济学家身份，信仰上帝并撰写“我的见证”，表示信仰上帝是其癌症消失的原因，声称“很多兄弟姐妹给我作见证，瘤子是靠祷告消失的….你不要老是停留在那个分子水平上想问题。你就是升高，学点复杂性的灵，同样的分子，不同的组合，会完全出不同的物种。而这个不同的组合就是灵，就是不同的灵魂”就实在是让人无可理喻，令人叹息。而晓凯先生不久后癌症复发，不幸辞世。

对于癌症病人来说，与病魔作斗争的有效工具，不是相信上帝，而是相信科学。纪录片中的医院所在城市名City of Hope，确实，科学才是癌症病人的希望。

在纪录片的结尾，打出的字幕表示，Mark Davis教授开发的纳米载体药物有可能在3-7年内投放市场，这是众多（现在及未来的）癌症患者及其亲人的“福音”。

也在此对Mark Davis教授及为此药物开发做出贡献的人员表示祝贺。

在网上一篇纪念‘自由先驱’经济学家杨小凯先生的文后，我曾跟贴表示‘杨小凯是从早期的极左到后期的极右，反映缺乏儒家传统教育(用鞠先生的话就是允执其中)的后果，大病一场后皈依基督更是明白无误表明了这一点。诚可惜也。’

可与杨小凯先生的学术思想途经相对勘的是李慎之先生。近读米湾先生的‘李慎之先生试论’一文，其对李先生的剖析实为精到，堪称至论。李先生幼时受儒家习俗熏陶，年轻时参加革命，建国后得以‘与闻机要’，晚年却义无返顾地拥抱西方近代以来的自由主义文化，成为国内自由主义的‘领军人物’。然而，李先生却又自称‘最后一个士大夫’，实又不脱儒家底色。米湾先生明确指出‘李先生生命的里层、深层是中国“士大夫精神”，其生命的表层、外层是“自由主义”之言说。’。

米湾先生对儒家之精神、自由之传统体会颇深，指出李慎之先生‘里外未能一致，有所错位’，并由此将张之洞、康梁归入自觉的“中体西用”论者和实践者，而把胡、鲁以及李先生，归入‘不自觉的“中体西用”论之实质性的表现者’。

这样在对儒学深入理解的基础上，米湾先生对李慎之先生得出了自己的结论，我是深以为然。

对于李慎之先生‘里外未能一致’，米文中认为是李先生未能达到‘通明透彻的自觉’所致，其实这更可能是一种必然，因为在我看来，从传统的士大夫以至现代的陈寅恪所表现出来的儒家精神乃是真自由，而西方的基于个人权利的自由主义政治学说(我认其为‘新杨’)乃是伪自由，李先生二者兼备，必然限入这一困境。

正如米湾指出李先生对儒家学说的诸多误解，李先生对西学的认识包括民主专制极权等亦多有误区，这两者其实是相辅相成。

与具有儒家长者风范的李慎之先生相比，杨小凯先生对传统文化几无体认，在自由主义的影响下，最终成了基督徒(我认其为新墨)，以投新杨始，以归新墨终。其时，杨小凯的父亲亦身患绝症，杨小凯言信教则父子可在天国相会，被其父拒绝。作为一个中国共产党员，作为一个仍受传统浸润的老人，后人当三致意焉，所谓‘太上有立德’，其庶几乎。

距斥新杨墨，是为当今儒学新道统。

1）

在甘阳那里，毛邓衔接论只是一种被动的传承关系，他没有看到的是邓对毛的主动传承，这表现在邓对毛三个世界理论的全盘接受。

三个世界的理论是毛泽东主义的精髓，其核心就是传统儒学的王霸之辩。不懂儒学也就不可能理解毛。

“帝王一代帝王，圣贤百代帝王。”

“夫事未有不生于微而成于著。圣人之虑远，故能谨其微而治之；众人之识近，故必待其著而后救之。治其微，则用力寡而功多；救其著，则竭力而不能及也。《易》曰：“履霜，坚冰至”，《书》曰：“一日二日万几”，谓此类也。 ”

2）

所谓“中国永远属于第三世界”，也就是永远与修/帝两个世界不同的第三世界；所谓“中国永远不称霸”，因为两个世界观的共性是称霸，而中国是反霸，这是对中国/第三世界观理念的否定性表述，而现在需要的是正面性的表述，霸道的反面就是王道—-从而回归古典儒学的王霸之辩，蒋庆先生的王道政治理想的论述，正其时也（看起来，马克思主义研究院也比不上蒋庆先生一个人啊）。

邓对毛这一思想的继承，是共和国的历史一脉相承的根本原因。

3）

关于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

理者，物之固然，事之所以然也。

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有他内在的必然性，而在实践上的表现就是会通儒家内圣外王之道的毛泽东获得党的领袖地位。

早期的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更多的是策略上的中国化，或者哲学方法论意义上的中国化，由此形成了毛泽东思想。建国后，随着理论思考的深入，社会主义实践的开展，开始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又一进程，也就是更为核心重要的政治哲学的中国化，也就是回到儒家王道政治哲学理念（“春江水暖鸭先知”，蒋庆先生也可以说是这样一只“先知鸭”），从而所谓中国化，也就是马克思主义向儒家的回归。而毛泽东主义也因此由中苏社会主义阵营的分裂继而提出“三个世界”的理论而最终形成。

君主制时代，宋以前是周孔并称，宋以后是孔孟并称。在民主时代，从共和国建国后的制礼（人大/中央委员会/政协的三院制）作乐（东方红）来看，可以说在文献详载的儒学史上，也就只有文武周公可相比拟，由此，儒学的发展可以归结为一句话，孔子是素王，主席是圣王。

《马克思进文庙》
郭沫若
1926年1月1日出版的《洪水》第一卷第七期，

十月十五日丁祭过后的第二天，孔子和他的得意门生颜回子路子贡三位在上海的文庙里吃着冷猪头肉的时候，有四位年轻的大班抬了一乘朱红漆的四轿，一直闯进庙来。

子路先看见了，便不由得怒发冲冠，把筷子一掼，便想上前去干涉。孔子急忙制止他道：由哟，你好勇过我，无所取材呀！

子路只得把气忍住了。

回头孔子才叫子贡下殿去招待来宾。

朱红漆的四轿在圣殿前放下了，里面才走出一位脸如螃蟹，胡须满腮的西洋人来。

子贡上前迎接着，把这西洋人迎上殿去，四位抬轿的也跟在后面。

于是宾主九人便在大殿之上分庭抗礼。

孔子先道了自己的姓名，回头问到来客的姓名时，原来这胡子螃蟹脸就是马克思卡儿。

这马克思卡儿的名字，近来因为呼声大高，早就传到孔子耳朵里了。孔子素来是尊贤好学的人，你看他在生的时候向着老子学过礼，向着师襄学过琴，向着苌弘学过乐；只要是有一技之长的人，他不惟不肯得罪他，而且还要低首下心去领教些见识。要这样，也才是孔子之所以为孔子，不象我们现代的人万事是闭门不纳，强不知以为知的呀。孔子一听见来的是马克思，他便禁不得惊喜着叫出：

——啊啊，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呀！马克思先生，你来得真难得，真难得！你来到敝庙里来，有什么见教呢？

马克思便满不客气地开起口来——不消说一口的都是南蛮鹬舌之音；要使孔子晓得他的话，是要全靠那几位抬轿子的人翻译。孔子的话，也是经过了一道翻译才使马克思晓得了的。

马克思说：我是特为领教而来。我们的主义已经传到你们中国，我希望在你们中国能够实现。但是近来有些人说，我的主义和你的思想不同，所以在你的思想普遍着的中国，我的主义是没有实现的可能性。因此我便来直接领教你：究竟你的思想是怎么样？和我的主义怎样不同？而且不同到怎样的地步？这些问题，我要深望你能详细地指示。

孔子听了马克思的话，连连点头表示赞意，接着又才回答道：我的思想是没有什么统系的，因为你是知道的，我在生的时候还没有科学，我是不懂逻辑的人。假如先把我的思想拉杂地说起来，我自己找不出一个头绪，恐怕也要把你的厚意辜负了。所以我想，还是不如请你先说你的主义，等我再来比对我的意见罢。你的主义虽然早传到了中国，但我还不晓得是怎么一回事，因为你的书还一本也没有翻译到中国来啦。
——怎么？我的书还一本也没有翻译过来，怎么我的主义就谈得风起云涌的呢？

—— 我听说要谈你的主义用不着你的书呢，只消多读几本东西洋的杂志就行了。是不是呢？你们几位新人！（孔子公然也会俏皮，他向着那四位大班这样问了一句；不过这几位新人也很不弱，他们没有把孔子的话照样翻译出来，他们翻译出来的是“不过大家都能够读你的原书，就是这几位大班，德文和经济学都是登峰造极的啦”。就这样马克思和孔子也就被这四位学者大班瞒过去了。）

——那也好，马克思说，只要能够读原书也就好了。

——难得你今天亲自到了我这里来，太匆促了，不好请你讲演，请名人讲演是我们现在顶时髦的事情啦！至少请你作一番谈话罢。

—— 好的，好的，我就先作一番谈话，谈谈我的主义罢。不过我在谈我的主义之先，不得不先说明我的思想的出发点。我的思想对于这个世界和人生是彻底肯定的，就是说我不和一般宗教家一样把宇宙人生看成虚无，看成罪恶的。我们既生存在这个世界里面，我们应当探求的，便是我们的生存要怎样才能够得到最高的幸福，我们的世界要怎样能够适合于我们的生存。我是站在这个世间说这个世间的话。这一点我和许多的宗教家，或者玄学家不同，这一点我要请问你：究竟你的思想和我是什么样？假使这个出发点我们早就不同，那么我们根本上走的是两条路，我们的谈话也就没有再往下继续的必要了。

马克思刚好把话说完，子路不等孔子开口便先抢着说道：是呀，我夫子也是注重利用厚生之道的人；我夫子最注重民生，所以说“天地之大德曰生”的呀。

——是的，孔子又才接着说下去：我们的出发点可以说是完全相同的。不过你要想目前的世界适合于我们的生存，那么要怎样的世界才能适合，要怎样的世界才能使我们的生存得到最高的幸福呢？你定然有这样一个理想的世界的。你的理想的世界是怎样的呢？

—— 你问我的理想的世界吗？好啊，好啊，你真问得好啊！有许多人都把我当成个物质主义者，他们都以为我是禽兽，我是只晓得吃饭，我是没有理想的人。其实我正如你所问的一样，我是有一个至高至远的理想的世界，我怕是一个顶理想的理想家呢。我的理想的世界，是我们生存在这里面，万人要能和一人一样自由平等地发展他们的才能，人人都各能尽力做事而不望报酬，人人都各能得生活的保障而无饥寒的忧虑，这就是我所谓“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共产社会。这样的社会假如是实现了的时候，那岂不是在地上建筑了一座天国吗？

——啊哈，是的呀！这回连庄重的孔子也不禁拍起手来叫绝了。——你这个理想社会和我的大同世界竟是不谋而合。你请让我背一段我的旧文章给你听罢。“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这不是和你的理想完全是一致的吗？

孔子拉长声音背诵了他这段得意的文章来，他背到“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的两句，尤为摇头摆脑，呈出了一种自己催眠的状态。但是马克思却很镇静，他好象没有把孔子这段话看得怎么重要的一样，孔子在他的眼中，这时候，顶多怕只是一个“空想的社会主义者”罢？所以他又好象站在讲坛上演说的一样，自己又说起他的道理来。

—— 不过呢，马克思在这一个折转的联接词上用力地说：我的理想和有些空想家不同。我的理想不是虚构出来的，也并不是一步可以跳到的。我们先从历史上证明社会的产业有逐渐增殖之可能，其次是逐渐增殖的财产逐渐集中于少数人之手中，于是使社会生出贫乏病来，社会上的争斗便永无宁日……

——啊，是的，是的。孔子的自己陶醉还未十分清醒，他只是连连点头称是。——我从前也早就说过“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的呀！

孔子的话还没有十分落脚，马克思早反对起来了：不对，不对！你和我的见解终竟是两样，我是患寡且患不均，患贫且患不安的。你要晓得，寡了便均不起来，贫了便是不安的根本。所以我对于私产的集中虽是反对，对于产业的增殖却不惟不敢反对，而且还极力提倡。所以我们一方面用莫大的力量去剥夺私人的财产，而同时也要以莫大的力量来增殖社会的产业。要产业增进了，大家有共享的可能，然后大家才能安心一意地平等无私地发展自己的本能和个性。这力量的原动力不消说是赞成废除私产的人们，也可以说是无产的人们；而这力量的形式起初是以国家为单位，进而至于国际。这样进行起去，大家于物质上精神上，均能充分地满足各自的要求，人类的生存然后才能得到最高的幸福。所以我的理想是有一定的步骤，有坚确的实证的呢。

——是的，是的！孔子也依然在点头称是。我也说过“庶矣富之富矣教之”的话，我也说过“足食足兵民信之矣”的为政方略（说到此处来，孔子回头向子贡问道：我记得这是对你说的话，是不是呢？子贡只是点头。）我也说过“世有王者必世而后仁”，我也说过“齐整至鲁，鲁变至道”，我也说过“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呢。尊重物质本是我们中国的传统思想：洪范八政食货为先，管子也说过”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所以我的思想乃至我国的传统思想，根本和你一样，总要先把产业提高起来，然后才来均分，所以我说“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啦。我对于商人素来是贱视的，只有我这个弟子（夫子又回头指着子贡）总不肯听命，我时常叫他不要做生意，他偏偏不听，不过他也会找钱啦。我们处的，你要晓得，是科学还没有发明的时代，所以我们的生财的方法也很幼稚，我们在有限的生财力的范围之内只能主张节用，这也是时代使然的呀。不过，我想就是在现在，节用也恐怕是要紧的罢？大家连饭也还不够吃的时候，总不应该容许少数人吃海参鱼翅的。

——啊，是的！马克思到此才感叹起来：我不想在两千年前，在远远的东方，已经有了你这样的一个老同志！你我的见解完全是一致的，怎么有人曾说我的思想和你的不合，和你们中国的国情不合，不能施行于中国呢？

——哎！孔子到此却突然长叹了一声，他这一声长叹真个是长，长得来足足把二千多年闷在心里的哑气一齐都发泄出了。——哎！孔子长叹了一声，又继续着说道：他们哪里能够实现你的思想！连我在这儿都已经吃了二千多年的冷猪头肉了！

——什么？你的意思是中国人不能实现你的思想吗？

——还讲得到实现！单只要能够了解，信仰你的人就不会反对我了，信仰我的人就不会反对你了。

——啊，是那么我要……

——你要做什么？

——我要，回去找我的老婆去了。

在这儿假使是道学家眼中的孔子，一定要大发雷霆，骂这思念老婆的马克思为禽兽了。但是人情之所不能忍者，圣人不禁，我们的孔圣人他不惟不骂马克思，反而很艳羡地向他问道：马克思先生，你是有老婆的吗？

——怎么没有？我的老婆和我是志同道合，而且很好看啦！满不客气的马克思，一说到他的老婆上来，就给把他的主义吹成了理想的一样，把他的老婆也吹到理想的了。

夫子见马克斯这样得意，便自喟然叹息而长叹曰：人皆有老婆，我独无呀！

子贡的舌根已经痒了好半天了，到这时候才赶快插说一句道：四海之内皆老婆也，夫子何患乎无老婆也？

到底不愧是孔门的唯一的雄辩家的子贡，他把孔子的话改用过来，硬把孔子说笑了。

莫明其妙的是马克思，他盘问了一回，才知道孔子是自由离了婚的人，他觉得孔子这个人物愈见添了几分意义了。

回头孔子又接着向马克思说道：不过我是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妻吾妻以及人之妻的人，所以你的老婆也就是我的老婆了。

马克思听了骇得大叫起来：喂，孔二先生！我只是提倡共产，你公然在提倡共妻！你的思想比我更危险啦！好，我不敢再惹你了！

马克思说了这几句话，赶快把四位大班招呼着，匆匆地使临阵脱逃起来，真好象他留在欧洲的老婆立刻就要被孔子去共了的一样。

师弟四人立在殿上，看见马克思的大轿已经抬出西辕门了，自始至终如象蠢人一样的颜回到最后才说出了一句话：君子一言以为智，一言以为不智，今日之夫子非昔日之夫子也，亦何言之诞耶？

夫子莞尔而笑曰：前言戏之耳。

于是大家又跟着发起笑来。笑了一会，又才回到席上去，把刚才吃着的冷猪头肉从新咀嚼。

Junning 先生，

您好，

在网上看到先生写的文章，老子与孔子的对话。

首先，先生转到对道的哲学探问，我以为先生是跨出了决定性的一步，对比今天在白宫的会见，更清楚无误的表明了这点，我觉得很庆幸中国的自由主义者中还有先生在。

我以为，对老子与孔子，华夏文明的对峙双峰，…….

对于哲学，或者说道，其特征就是不确定性，苏格拉底的所谓的无知，老子说的道可道，非常道。按施特劳斯的说法这是哲学的本性，然而一个社会政制(politeia)的安排，社会秩序的维持，却是要建立在一个确定性的根基之上，因为民众是不可能如哲人一样承受一种不确定的生活。

我以为，这样的根基或者是人神之分，或者是人禽之异，因为人是介于动物和神之间。西学取前者，是为施特劳斯所说的雅典与耶路撒冷的冲突；华夏文明取后者，是为儒家政制，也就是说必然存在一个老子-孔子的道与政的对应转化关系，从这个角度看施特劳斯所说的雅典与耶路撒冷的冲突，其实就是政教分离的雅典与政教合一的耶路撒冷的区别。

一点想法，敬请指正。

向您的夫人和..问好！

祝万事如意！

2006.5.11

礼教这个概念，对于很多人来说，想到的就是鲁迅说的话，其实鲁迅更多的是指政治性的礼教，而生活中的礼教，则无时无刻不伴随着中国人。

老大长大上学了，发现班里的同学们家里的兄弟姐妹相互之间都直呼其名。有一天，我发现老二喊老大的名字，我问怎么回事，得到的答复曰老大如此要求。

我把老大叫到一边，告诉老大，你可以叫他们名字，但不允许老二直接称呼你的名字，必须喊哥哥姐姐。我问老大，老二比你小，是不是过一两年，老二长大后就比你大啊？答曰“我过生日，也要长大”。我说，是啊，你是老大，永远永远的老大，这个就是我们中国人说的“我的天呀”的那个“天”，相当于你们班里同学常说的“My God”的那个“God”，比你小的弟弟妹妹不能喊你的名字，你们要永远永远遵守这一条，在礼教中生活。礼者，所以序长幼也。

老大点点头，转身过去也告诉了老二。

听着喊“哥哥姐姐”的声音，我暂时安下了心。

一个既不是专门研究经济问题和社会问题的人，却要对社会主义这个题目发表意见，这是否适当呢？从一些理由来看，我相信是适当的。

首先让我们从科学知识的观点来考查这个问题。天文学同经济学好象并没有什么根本的方法论上的差别：这两个邻域里的科学家都企图发现对一类范围有限的现象普遍适用的规律。尽可能地弄清楚这些现象的相互关系。但实际上，这种方法论上的差别还是存在的。在经济领域里，由于所观察到的经济现象时常要受到许多很难分别开来估计的因素的影响，使得要发现普遍规律就很困难了。此外，从人类历史上所谓文明时期开始以来所积累下来的经验–正如大家所知道的–在很大程度上决不是完全由经济性质的原因所影响和制约的。比如，历史上多数大国都靠征服别的因家而得以存在。征服的民族在法律上和经济上自封为被征服国家的特权阶级。他们夺取土地所有权的垄断，并且从自已的队伍里派出教士。教士控制了教育，使社会的阶级分化成为永久的制度，并且创立一套社会伦理准则（a system of values，从此以后人民在他们的社会行为中就在很大程度上不自觉地遵守着这套准则。

但是历史的传统可以说是昨天的事；无论在哪里，我们实在都还没有索尔斯坦·凡布伦（Thorstein Veblen）所说的人类发展的”夺阶段”（the predatory phase）。可观察到的经验事实都属于这个阶段，甚至我们能从这些事实推导出来的规律，也不能用到别的阶段上去。既然社会主义的真正目的就是要克服并且超过人类发展的’夺阶段’，所以处于目前状况下的经济科学就不能说明未来的社会主义社会。

其次，指引社会主义方向的是一个社会–伦理目的。可是科学不能创造目的，更不用说把目的灌输给人们；科学至多只能为达到某些目的提供手段。但目的本身却是由那些具有崇高伦理理想的人构想出来的，只要这些目的不是死胎，而是有生命的，并且是生命力充沛的，它们就会被许多人所采纳并且向前发展，这些人半不自觉地决定着社会缓慢的进化。

由于这些理由，在涉及人类的问题时，我们就应当注意不要过高地估计科学和科学方法；我们也不应当认为只有专家才有权利对影响社会组织问题发表意见。

前些时候以来，曾有过无数这样的论调，说人类社会正经历着一种危机，它的稳定性已遭到严重的损害。这种情况的特征是：个人对于他所属的集体，不论大小，都漠不关心，甚至有敌对情绪。为了说明我所讲的意思，让我在此讲一件我亲身经历的事。不久以前，我同一位有才智的并且是好脾气的人讨论下一次战争的威胁，我认为下次战争会严重危害人类的生存，我说，只有超国家的组织才能防止那种危险，我那位客人却无动于衷，而且冷言冷语地对我说：”您为什么要那样强烈地反对人类的绝灭呢？”

我深信，在短短一个世纪以前，还不会有人那么轻率地讲出这样的话。说这话的人，他曾努力想达到自已内心的平衡，但无结果，并且多少已失去了成功的希望。这表示了在这些日子里多少人所遭受到的痛苦的寂寞和孤独。它的原因究竟是什么呢？难道真没有出路吗？

提出这样一些问题是容易的，但却难以给它们作出有任何把握的回答。不过我还是要尽力去试试看，尽管我非常明白，我们的感情和努力时常是有矛盾的，模糊不清的，不能用简易的公式把它们表述出来。

人既是孤独的人，同时却又是社会的人。作为孤独的人，他企图保卫自已的生存和那些同他最亲近的人的生存，企图满足他个人的欲望，并且发展他天赋的才能。作为社会的人，他企图得到他的同胞的赏识和好感，同他们共享欢乐，在他们悲痛时给以安慰，并且改善他们的生活条件。只是因为存在着这些多种多样的、时常相互冲突的努力，才能说明一个人所独有的性格，而且这些努力的特殊结合就决定了个人所能达到的内心平衡的程度，以及他对社会福利所能作出贡献的程度。这两种倾向的相对强度很可能主要取决于遗传。但他最后表现出来的个性，它的形成主要取决于人在发展中所处的环境，取决于他所成长于其中的社会的结构，取决于那个社会的传统，他取决于社会对各种特殊行为的评价。对于个人来说，”社会”这个抽象概念意味着他对同时代人以及以前所有各代人来说，”社会”这个抽象概念意味着他对同时代人以及以前所有各代人的直接关系和间接关系的总和。个人是能够自已进行思考、感觉、奋斗和工作的；但在他的肉体、理智和感情的生活中，他是那样地依靠着社会，以至在社会组织以外，就不可能想起他，也不可能理解他。是”社会”供给人以粮食、衣服、住宅、劳动工具、语言、思想形式和大部分思想内容；通过过去和现在亿万人的劳动和成就，他的生活才有可能，而这亿万人全都隐藏在”社会”这两个小小字眼的背后。

因此，个人对社会的依赖，显然是自然界的一个不能抹煞的事实–蚂蚁和蜜峰也正是那样。可是，蚂蚁和蜜峰的整个生活过程，甚至在最微小的细节上也都是由遗传下来的不变的本能所决定着的，而人类的社会型式和相互关第却是非常不固定的，容易改变的。记忆力、重新组合的能力、口头交谈的才能，已在人类中间造成了一种不听命于生物学上的必然性的可能发展。这种发展表现在传统、制度和组织中；表现在文学中；表现在科学和工程成就中；表现在艺术作品中。这也是解释了，为什么在某种意义上说来人能够通过自已的行动来影响生活，为什么自觉的思考和愿望能够在这种过程中起着作用。

人在出生时，通过遗传已得到了一种生物学上的素质，我们应当把它看作是固定的和不变的。这种素质包括那些为人类特征的自然冲动。此外，在他的一生中，他也得到一种文化上的素质，这是他从社会中通过交往以及其他许多类型的影响而取得的。这种文化上的素质，随着时间的流逝而起变化，它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个人同社会之间的关系。近代人类学通过所谓原始文化的比较研究告诉我们：随着主要的文化型式和社会中占优势的组织类型的不同，人类的社会行为可以相差很大。那些企图改善人类命运的人就可以以此为根据，建立起他们的希望：人类不是由于他们的生物学的素质而注定要互相毁灭的，或者要听任那残酷的、自作自受的命运来摆布的。

如果我们问自已，社会结构和人的文化面貌应当怎样改变才能尽量使人类生活感到满意，那末，我们应当经常意识到，有些条件我们是无法改变的。如前面所提到的，人的生物学本性实际上是不会变化的。此外，最近几个世纪来技术和人口的发展所创造的一些条件，也已扎下根来。在定居人口比较密集的地区，要为他们继续生存生产必需的物品，极细的分工和高度集中的生产设备都是绝对必要的。个人或者相当小的集团完全自给自足的时代–回顾起来，它似乎多么地有田园风味呀–已一去不复返了。只要稍微夸张一点，不妨说：人类甚至在目前就已经组成了一个生产和消费的行星公社。

现在可以扼要地说明我们时代的危机的本质究竟是什么。在我看来，这个问题牵涉到个人对社会的关系。现在的个人比以往都更加意识到他对社会的依赖性。但他并没有体会到这种依赖性是一份可靠的财产，是一条有机的纽带，是一种保护的力量，反而把它看作是对他的天赋权利的一种威胁，甚至是对他的经济生活的一种威胁。而且他在社会里的地位总是这样，以致他性格中的唯我倾向总是在加强，而他本来就比较微弱的社会倾向却逐渐在衰退。所有的人，不论他们的社会地位如何，全都蒙受这种衰退过程。他们不自觉地做了自已的唯我论的俘虏，他们感到忧虑不安、孤单寂寞，并且丧失了天真、单纯 痛酒 的生活乐趣。人只有献身于社会，才能找出那实际上是短暂而有风险的生命的意义。

照我的见解，今天存在着的资本主义社会里的经济的无政府状态是这种祸害的真正根源。我们看到在我们面前一个庞大的工商业界，它的成员彼此在不断地拚命剥夺他们集体劳动的果实，这种剥夺不是通过暴力，整个来说，而是来格按照法定的条例去进行的。在这方面，重要的在于认识到生产手段–那就是生产消费资料以及附加的生产资料所必需的全部生产能力–可以合法地是，而且大部分已经是个人的私有财产。

照我的见解，今天存在着的资本主义社会里的经济的无政府状态是这种祸害的真正根源。我们看到在我们面前一个庞大的工商业界，它的成员彼此在不断地拚命剥夺他们集体劳动的果实，这种剥夺不是通过暴力，整个来说，而是来格按照法定的条例去进行的。在这方面，重要的在于认识到生产手段–那就是生产消费资料以及附加的生产资料所必需的全部生产能力–可以合法地是，而且大部分已经是个人的私有财产。

为了简便起见，我在下面的讨论中，将把所有那些不占有生产手段的人统统叫做”工人”–虽然这并不完全符合于这名词的习惯用法。生产手段的占有者有条件来购买工人的劳动力。工人使用生产手段的关健是在工人所生产的东西同他所得的报酬（两者都实际的价值来计量）之间的关系。在劳动合同是”自由”的情况下，决定工人的收入的，不是他所生产的商品的实际价值，而是他生活的最低需要，以及资本家对劳动力的需求同就业竞争的工人数目的关系。甚至在理论上，工人的报酬也不是由他的产品的价值来决定的；了解到这一点，是很关紧要的。

私人资本趋向于集中到少数人的手里，这部分是由于资本家之间的竞争，部分是由于技术上的发展和不断增长的分工促使更大生产单位的形成，从而牺牲了较小的生产单位。这些发展的结果造成私人资本的寡头政治，它的巨大权力甚至连民主组织起来的国家也无法有效地加以控制。事实的确如此，因为立法机关的成员是由政党选出来的，而这些政党要不是大部分经费是由私人资本家提供的，也是在其它方面受他们影响的，他们实际上把选民同立法机关隔离开来了。结果是，人民的代表事实上不充分保护人民中无特权的那一部分人的利益。此外，在目前的条件下，私人资本家还必然直接或间接地控制情报和知识的主要来源（报纸、广播电台、教育）。因此，一个公民要达到客观的结论，并且理智地运用他的政治权利，那是极其困难的，在多数场合政实在也完全不可能。

因此在以资本的私人所有制为基础的经济中，最常见的情况是以两条主要原则作为其特征：第一，生产手段（资本）是私人所有的，所有者以他们认为是最恰当的方式来处置它们；第二，劳动合同是自由的。当然在这个意义上的纯粹的资本主义社会这种东西是不存在的。尤其应当注意到，通过长期艰苦的政治斗争，对于某些行业的工人来说，他们已取得了形式上多少有点改善的”自由劳动合同”。但从整个看来，今天的经济同”纯粹的”资本主义并没有多大差别。

经营生产是为了利润，而不是为了使用。并没有这样的规定：凡是有能力并且愿意工作的人总有就业机会。”失业大军”几乎一直存在着。工人经常受到失业的威胁。既然失业的和报酬微薄的工人提供不出有利可图的市场，消费品的生产就受到限制，结果造成巨大的经济困难。技术的进步经常产生的是更多的失业，而不是使劳动负担普遍有所减轻。追逐利润，加上资本家之间的竞争，使资本的积累和利用不稳定，从而导致日益严重的不景气。无限制的竞争导致劳动力的莫大浪费，也导致个人社会意识的消沉；这我在前面已提到过了。

这种对个人的摧残，我认为是资本主义的最大祸害。我们整个教育制度都蒙受其害。人们还把夸张的竞争资态教给学生，训练他们对好胜喜功的崇拜，以作为他们未来生涯的一种准备。

我深信，要消灭这些严重祸害，只有一条道路，那就是建立社会主义经济，同时配上一套以社会目标为方向的教育制度。在这样一种经济制度里，生产手段归社会本身所有，并且有计划地加以利用。计划经济按社会的需要而调节生产，它应当把工作分配给一切能工作的人，并且应当保障每一个人，无论男女老幼，都能生活。对个人的教育，除了要发挥他本人天赋的才能，还应当努力发展他对整个人类的责任感，以代替我们目前这个社会中对权力和名利的赞扬。

然而应当记住，计划经济还不就是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本身还可能伴随着对个人的完全奴役。社会主义的建成，需要解决这样一些极端困难的社会-政治问题：鉴于政治权力和经济权力的高度集中，怎样才有可能防止行政人员变成权力无限和傲慢自负呢？怎样能够使个人的权利得到保障，同时对于行政权力能够确保有一种民主的平衡力量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