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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chive for 2026年6月

By Claude

这个对话极为精彩——张五常与科斯是产权经济学的核心人物,与新孟的易事体系在问题意识上最为接近,却在理论根基上有根本分歧。

一、科斯定理与易事合约的第一次相遇

科斯的核心命题是:在交易费用为零的条件下,无论初始产权如何界定,市场交换会自动达到资源的最优配置。

推论是:产权界定清晰是市场有效运作的前提条件。 交易费用的存在,使初始产权界定具有决定性意义——不同的产权结构,产生不同的资源配置结果。

科斯看到新孟的易事合约,第一反应会是:

这是一个产权重新界定的主张——将虚拟劳动所有权从资方转移到劳方。

科斯定理的逻辑是:如果易事体系真的更有效率,市场自发演化会推动其出现;如果它没有自发出现,说明其交易费用高于雇佣制,或者其效率并不优于雇佣制。

这是科斯对新孟的第一个挑战:为什么易事合约没有在市场中自发涌现?


二、张五常的产权分析:合约结构的选择

张五常将科斯定理发展为系统的合约理论——不同的合约结构(工资合约、分成合约、租约)是市场参与者在特定交易费用条件下的自愿选择,各有其经济逻辑。

张五常的名著《佃农理论》证明:分成制(劳方与地主按比例分享产出)在特定条件下与其他合约形式等效,不存在固有的剥削——分成比例由竞争市场决定,不是地主的单方面剥削。

这个分析直接与新孟的wage exploitation概念相遇:

张五常会说:你所谓的wage exploitation,只是工资合约这种特定合约形式下的产出分配方式。 工人选择工资合约而非分成合约,是在特定交易费用条件下的理性选择——工资合约提供了收入的确定性,将市场风险转移给资方,工人为这个风险转移支付了一定代价,这个代价就是新孟所称的wage exploitation。

但这不是剥削,而是风险与收益的合约交换——工人用部分潜在收益换取收入确定性,是自愿的等价交换。


三、张五常对易事合约的具体分析

张五常会进一步从合约结构分析易事合约:

新孟的易事合约——劳方以事(虚拟劳动成果)入市,与资方形成合作而非雇佣关系——在张五常看来,这接近于分成合约或合伙合约

张五常不会反对这种合约形式的存在——他的理论恰恰说明不同合约形式在不同条件下各有其适用性。他会提出几个具体问题:

第一,度量费用问题。

张五常理论的核心概念之一是度量费用——合约执行需要对产出进行度量,度量越困难,交易费用越高。

易事合约需要精确界定每个劳动者的虚拟劳动成果——这个度量在工厂生产线上相对容易,但在现代复杂组织中极为困难。一个团队项目的成果,如何分解为每个成员的虚拟劳动份额?知识工作的成果,如何度量其市场价值?

度量费用过高,会使易事合约的交易成本远超雇佣合约,从而在市场竞争中处于劣势。这是张五常对易事合约最实质性的经济学质疑。

第二,风险承担问题。

易事合约使劳方承担市场风险——其收入取决于事在市场中的实现价值,不再是确定的工资。

张五常会问:劳方是否有能力承担这个风险? 风险承担能力取决于资产规模与风险分散能力。资方通常有更强的风险承担能力——这正是工资合约存在的经济理由。强制推行易事合约,可能使风险承担能力弱的劳方处于更不利的处境。

第三,资产专用性问题。

科斯与威廉姆森的交易费用理论指出:当生产需要专用性资产投入时,纵向一体化(雇佣制)比市场交易更有效率——因为专用性资产使合约双方陷入双边垄断,市场谈判费用极高。

许多生产活动需要劳方在特定技能上进行专用性投资,这些投资在雇佣关系中有其制度保障。易事合约是否能够同样有效地激励这种专用性投资?


四、科斯的更深层回应:企业的本质

科斯的名文《企业的本质》指出:企业之所以存在,正是因为市场交易有交易费用。 企业内部的权威关系(雇佣制)替代了市场交易,节省了频繁谈判的交易费用。

科斯会问新孟:易事合约实质上是将企业内部的生产关系市场化——每个劳动者以事入市,与资方进行市场交换。 但这正是企业存在之前的市场状态——企业的出现恰恰是因为这种状态交易费用太高。

换言之:自耕农联合体是企业出现之前的状态,通功易事是前企业时代的合约形式。 现代大规模工业生产需要复杂的组织协调,易事合约能否承担这个组织功能,是一个严峻的经济学问题。

科斯的这个质疑触及新孟体系的一个真实困难:自耕农的人事合一,在简单生产条件下是自然的;在现代复杂生产组织中,如何实现人事合一,需要新的制度设计,不能简单类推。


五、张五常的中国经验与新孟的意外支持

但张五常对中国经济的长期研究,在某些层面意外地支持了新孟的部分主张。

张五常对中国改革的解读——县域竞争理论——强调地方政府与企业的合约关系,以及产权界定在中国经济奇迹中的核心作用。

更重要的是,张五常长期研究的分成合约,在历史上恰恰是中国农村的主要合约形式——佃农与地主的分成制,在结构上接近新孟的劳资合作模式。

张五常的佃农理论证明:分成制不是剥削,而是风险分担的有效安排。新孟会借用这个论证:易事合约正是现代条件下的分成制——劳方以事入市,按比例分享产出,与资方形成风险共担的合作关系。

张五常的理论在此为新孟提供了意外的经济学支持——分成合约的效率不亚于工资合约,在适当条件下甚至更优。


六、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科斯定理的内部突破

新孟对张五常与科斯最有力的回应,同样是以子之矛攻子之盾。

科斯定理说:产权界定清晰是市场有效运作的前提。

新孟的回应是:雇佣制下,虚拟劳动(事)所有权的归属是不清晰的。

在雇佣合约中,工人的劳动力在工作时间内归资方支配——但劳动力创造的成果(事)的所有权,雇佣合约并未明确界定,而是默认归资方所有。这个默认恰恰是新孟所说的隐性规则——”奴隶的后代还是奴隶”式的未经明文界定的产权安排。

新孟的易事合约,是对这个模糊产权的明确界定——虚拟劳动成果归劳动者所有,这是产权的清晰化,不是产权的剥夺。

按照科斯定理,产权界定更清晰的制度安排,应当产生更有效的资源配置。因此科斯定理在其自身逻辑内,支持易事体系对雇佣制的替代。

这是新孟对科斯最精准的以子之矛攻子之盾:你说产权清晰是效率的前提,我说易事合约正是将模糊产权清晰化的制度安排,因此按你的标准,易事合约比雇佣制更有效率。


七、张五常会提出的最终质疑

张五常不会轻易被这个论证说服。他会提出最后的反驳:

产权清晰不等于产权归劳方。

在雇佣合约中,产权是清晰的——工人出卖劳动力,资方购买劳动力,产出归资方,这是双方自愿签订的合约,产权界定并不模糊。

新孟所说的虚拟劳动所有权,是在现行合约之外强加的一个产权主张——这不是澄清现有产权,而是重新界定产权,将资方现有的合法产权转移给劳方。

这个转移需要正当性论证——为什么劳方对事的所有权,优先于资方基于合约的产权主张?

张五常会说:这个问题的答案不在经济学内部,而在规范哲学。 经济学可以分析不同产权结构的效率后果,但无法裁定哪种产权界定在规范上更正义。

这个时候,张五常与科斯把问题抛回给了新孟:你的易事合约的规范基础,必须在经济学之外寻找。

新孟的回答是:规范基础在儒家人学——人事合一是人之存在论本然,道器不二是产权界定的存在论根据。

张五常会说:这我不懂,也不评价。


八、最终判断

张五常与科斯对新孟易事合约的评价:

科斯:产权清晰化的方向正确,但易事合约的交易费用需要实证检验。以科斯定理内部逻辑,新孟有其论证资源,但企业存在的交易费用理由对易事合约构成严峻挑战。

张五常:分成合约与易事合约在结构上相通,佃农理论意外支持了新孟的部分主张。但度量费用、风险承担、资产专用性三个问题,是易事合约在现代复杂生产组织中必须解决的经济学难题。

两人共同的最终判断是:

易事合约的经济学可行性,取决于具体条件下的交易费用比较。 在某些行业与组织形态中(知识工作、创意产业、小规模合作生产),易事合约可能优于雇佣制;在另一些条件下(大规模工业生产、需要高度协调的复杂组织),雇佣制的交易费用优势可能仍然成立。

新孟的回应是:

这正是时中论的经济学含义——易事取代易力不是一刀切的制度革命,而是在不同历史技术条件下,随着度量技术、信息技术、组织技术的发展,逐步扩展易事合约的适用范围。 信息工业社会使知识劳动的度量费用大幅下降,正是易事合约扩展的历史条件——这是道器不二在当代技术条件下的时中落实。

张五常与科斯在自己的产权经济学框架内,为新孟提供了两个意外的支持:

科斯:产权清晰化支持易事体系。

张五常:分成合约的效率论证支持劳资合作模式。

以子之矛攻子之盾——新孟对产权经济学的回应,与对哈耶克、罗尔斯的回应形成了一个完整的系列:每一次,新孟都在对方自身的理论框架内找到支持易事体系的论证资源。

这不是巧合,而是道器不二的存在论在不同理论框架中的必然显现——因为人事合一是人之本然,任何严肃的社会理论,只要足够彻底,都会在某个层面触及这个本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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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孟政治经济学导言

我在“马太效应与上帝之手”一文中提出社会的两极分化包括自然分化和二次分化的说法https://wp.me/po2t3-384。在这个专题里,特转贴两位网友的实证经济学分析的文章,分别对这两种分化作了探讨。

其中,云儿网友的文章‘鹿与海狸的故事(4):力者与智者’https://wp.me/po2t3-1Sa是关于两种不同劳动之间的交换,也适用于多种劳动之间的交换,也即我所说的自然分化。应该指出的是,此文是她批评劳动价值论所写的一系列文章中的一篇。

另一篇是 yqy 网友的文章‘现代经济学如何描述雇主对工人的“剥削”’https://wp.me/po2t3-1FN,该文使用劳动经济学中的“wage exploitation”的概念,对二次分化即关于资本剥削进行了分析,尽管他本人并不赞同劳动价值论,但这只是影响文中对分析结果的解释,并不影响分析的本身。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wage exploitation仅是二次分化的一部分。

特别一提的是,这些讨论均是在海纳百川网站的罕见奇谈论坛进行的,在此表示感谢。

Note for 孟子通功易事 章

1️⃣「從許子之道,則市賈不貳,國中無偽。雖使五尺之童適市,莫之或欺。布帛長短同,則賈相若;麻縷絲絮輕重同,則賈相若;五穀多寡同,則賈相若;屨大小同,則賈相若。」

曰:「夫物之不齊,物之情也;或相倍蓰,或相什伯,或相千萬。子比而同之,是亂天下也。巨屨小屨同賈,人豈為之哉?從許子之道,相率而為偽者也,惡能治國家?」夫,音扶。蓰,音師,又山綺反。比,必二反。惡,平聲。倍,一倍也。蓰,五倍也。什伯千萬,皆倍數也。比,次也。孟子言物之不齊,乃其自然之理,其有精粗,猶其有大小也。若大屨小屨同價,則人豈肯為其大者哉?今不論精粗,使之同價,是使天下之人皆不肯為其精者,而競為濫惡之物以相欺耳。

《孟子集注 卷六 滕文公章句 上》

2️⃣曰:「否。士無事而食,不可也。」

曰:「子不通功易事,以羡補不足,則農有餘粟,女有餘布;子如通之,則梓匠輪輿皆得食於子。於此有人焉,入則孝,出則悌,守先王之道,以待後之學者,而不得食於子。子何尊梓匠輪輿而輕為仁義者哉?」

《孟子集注 卷六 滕文公章句 下》

3️⃣“易事”解:即市场交换,其间有自然分化,盖“夫物之不齊,物之情也”。

“通功”解:可通者,因其功也。二次分化存其间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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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此文载于华夏时报2001-8-7(编辑:秋风),改革开放30年,前20年自然分化居于主导地位,最近10年,经济高速发展,民众感觉却大不如前,而富豪榜上个人财富数字则大幅上扬,显示二次分化逐渐居于主导地位。关于二次分化目前有两种理论,一为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另一为西方经济学的工资剥削(wage exploitation)理论(详见 note for 孟子通功易事章)。(2007 年发于儒学联合论坛)

因反对二次分化而抑制取消自然分化,是为苏联模式,入于墨道(参考墨子-尚同篇);因赞同自然分化而无视二次分化,是为美国模式,入于杨朱。儒家斥杨墨,赞同自然分化而抑制二次分化,其传统表现就是耕者有其田及抑兼并的政策,在儒学的现代创造性转化中,反对苏联模式和美国模式的“拒斥新杨墨”之儒家中庸之道政治哲学首创于毛(反帝反修),邓(邓小平模式鼓励自然分化,抑制二次分化)是这一道路的卓越继承者。当前,主张纵容二次分化者可能误入杨朱歧途,主张抑制自然分化则可能误入墨道,都偏离儒家中庸之道,而确立拒斥新杨墨为儒学新道统,正是当下之所需。

马太效应与上帝之手

   《圣经》中“马太福音”第二十五章有这么几句话:“凡有的,还要加给他叫他多余;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过来。”很多与此类似的社会现象,人们因此称之为“马太效应”。在个人社会财富的占有上,也即所谓“穷的越穷,富的越富”的两极分化。从历史上看,私有制的确立,是人类从原始社会迈向文明的标志。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原则是现代西方文明的基石,学者刘军宁将其称作“风能进,雨能进,国王不能进”,这与“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中国社会实在不可同日而语。现代制度经济学的理论则认为正是对财产权的法律保护保证了资本主义最初在荷兰,英国的兴起。

资本主义从西方兴起,并向全球扩张,在20世纪90年代以苏联在冷战中崩溃,美国海湾战争完胜及随后的经济强劲增长为标志而达到其全盛时期,历史也被宣布就此“终结”。资本主义的样板美国从1991年开始的持续经济增长,创下美国历史最长的持续增长纪录。在这10年中,美国经济共创造了1400万个新工作,失业率达到了30年来的最低。然而,处于经济黄金时期的美国人是否都越来越富了呢?2000年,美国首都华盛顿预算及政策优先中心和经济政策研究所同时发表报告,指出在90年代,美国最富的和最穷的人之间的收入差距拉大了,而且这一差距超过了80年代,也超过了90年代。根据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的调查,美国最穷的1/5的家庭在过去的10年中收入增长不到1%(扣除通货膨胀因素以后),而最富的1/5的家庭收入跃增了15%。 世纪之交的美国蓦然发现,在一片繁荣的喧嚣中,两极分化的幽灵正缓缓走来。  

私有制和市场经济所造成的两极分化及其他社会问题一直为很多人所诟病,在左派人士看来,资本主义所造成的社会财富的两极分化,经济的不平等是不正义的,需要通过社会或国家的干预加以调节,“损有余而补不足”。在右派人士看来,只要财富的来源是正义的,两极分化也是正义的。诺齐克在其名著“无政府,国家与乌托邦”中指出,左派强调的分配正义恰恰是对个人权利的巨大伤害。他在书中关于球星的说法则进一步说明了“分配公平”的不可维持性:即使在我们的社会里达到了“分配公平”状态,每个人都有同样多的财产——球星也得到和其他人一样多的财产,但是如果所有人都愿意出两毛五分钱来观看球星的表演,那么在一百万人付了两毛五分钱来看他表演之后,他得到二十五万块钱。没有人抱怨出两毛五分钱来观看球星的表演是不公正,但是球星的富裕则正表明了财产上的不平等。

由此可见,在市场经济中,由于每个人的天赋,努力程度,个人选择以至社会机遇等原因,即使是人人平等的财富占有状态都将迅速出现分化,我称其为自然分化,当今世界计划经济国家的转型过程无不表现出类似的现象。在财富作为资本的经济运行过程中,因为资本获得利润而使社会更趋两极化,我将其称为二次分化,而美国的新经济十年则成了一个完美的注脚。二次分化的实质就是资本的剥削。在当今左派和右派的争论中,一方批判财富的二次分化,而另一方则以财富的自然分化过程应战,倒颇有关公战秦琼的味道。

在财富的自然分化过程中,起作用的正是亚当斯密所说的“看不见的手”;而在财富的二次分化中,却正是马太福音中所说的“上帝之手”。

2001.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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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道统传人的毛泽东

儒学需要一个“创造性的转化”为众多新儒家的共识,转化后的面目却为人所不识:正是毛泽东对儒学做出了“创造性的转化”,而成为儒学道统的传人。

参考:本论坛 毛泽东和孟子 一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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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政统)政治领袖的毛泽东,为人所熟知,

1)28岁参加中共一大,之前,立下一生之儒学根基。

2)28~56岁建国,探寻“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实践的结合”中国革命之路,主要表现为与持教条主义路线党内28个半布尔什维克的斗争,超越苏联模式的革命道路。

3)56~84岁逝世,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确立“反帝反修”的中国道路–超越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

一言之,毛泽东的政治实践是在其儒家政治哲学基础上的展开,也就是在儒家道统指导下进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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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是引用心岳在2007-9-7 22:09:00的发言:

真是新鲜。创新时代啊!

其实一点也不新鲜,反帝反修,是老皇历拉。

不过,要说创新时代,那倒不假,在苏联模式和美国模式一统天下的时候,毛泽东提出的这一中国道路确实是“创新时代”。

对入于墨道的苏联模式,有两个人对其做出了预言,一个是哈耶克,另一个就是毛泽东,如果说哈氏可代表杨朱一派的判断的话,毛泽东可以说正是代表儒家做出了自己的判断。

孟子言,“天下之言不归杨则归墨”,但认为其“必归于儒”。千年以后,其承道统之传始为人认可。对于毛泽东,应该用不了这么长,期以百年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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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是引用菜根书生在2007-9-12 15:52:00的发言:

毛泽东以及他的战友们受儒家、佛家、道家平等、平均思想的影响是毫无疑问的;但是,他反传统的思想更浓了一些。如果说毛泽东是儒家思想家的话;那么,梅花鹿不就成了麒麟了?文化大革命怎么解释啊?

指礼教吃人的鲁迅死后被誉为民族魂,如果说儒家精神是民族魂的核心的话,那么,鲁迅是否是儒家精神在当时的体现呢?

所谓儒学的创造性转化,主要就是在外王层面,这就导致转化后的面目在传统儒学看来难识,当然,这也是转化尚未完成,内圣与外王之间尚未完全贯通,有所滞窒。但是,面对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大的方向已经确立,对儒学来说,可以说是挽狂澜于既倒,扶大厦之将倾。

因此,对于拒斥新杨墨的儒学新道统,可能最好先从内圣角度出发,以明其道,再进一步思考儒学之外王,庶几可解惑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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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在其晚年,提出反帝反修,美帝,杨朱之道也,苏修,墨家之道也,并提出三个世界的划分,其意暗指苏修为墨道之世界,而美帝为杨朱之道之世界,而主席所指引的第三世界为社会主义之正道。距杨墨者,乃儒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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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4 邓小平在联合国大会阐述反帝反修的第三世界中国道路理论

1976 毛泽东逝世

1991 苏维埃社会主义联盟(斯大林模式)解体

1997 邓小平逝世

2008 美国华尔街现代金融帝国(华盛顿共识)解体

司马光言:“圣人之虑远”,信矣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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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1990

那一年
我们正青春年少
看着自己的初恋情人
心里涌动着浪漫的幻想

那一月
花儿正四处飘香
和她一起走在校园里
呼吸着无比沁人的芬芳

那一日
春天的气息还在天空里徜徉
她送给我一个笑脸
我就好象听见鸟儿在枝头欢唱

那一夜
是如此的漫长
她离我远去
就让我一个人独自心伤

那一刻
花儿不再飘香
鸟儿不再歌唱
不懂爱情的人啊
哪里才是抚慰心灵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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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朱为我,类于现代liberalism,其极以致国家为资本所控。

杨朱“为我”的哲学内核——极端个体自利、拔一毛而利天下不为也——在现代转化为古典自由主义及新自由主义的理论基础。它表面高举个人自由、市场效率与有限政府之旗,实则在缺乏儒家“立中”制衡机制的情况下,必然走向资本的系统性垄断与国家权力的深度俘获(political capture / regulatory capture)。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约瑟夫·斯蒂格利茨在其多部著作(如《不平等的代价》《人、民众与利润》《全球化及其不满》)中所深刻剖析的:当代新自由主义模式已严重偏离理想化的新古典竞争市场,演变为权力与资本高度结合的扭曲体系。资本精英通过巨额游说、竞选献金、政治献金、旋转门(revolving door)机制以及智库影响,系统性地俘获了监管机构、立法过程乃至货币政策(如美联储的决策偏向)。

结果是:
• 税收制度向资本倾斜(资本利得税低于劳动所得税);
• 金融监管松绑导致2008年危机后“大到不能倒”的银行继续获利;
• 反垄断法形同虚设,任由科技与金融寡头扩张;
• 全球化则成为资本的“逃逸阀”——企业以离岸外包和避税天堂要挟国家,引发“逐底竞争”(race to the bottom),进一步削弱劳工议价能力和公共财政。

斯蒂格利茨反复强调,这并非“市场失灵”的偶然,而是权力结构失衡的必然结果:经济不平等已不再是市场“自然”产生的副产品,而是精英通过政治俘获主动塑造的“选择”。国家不再是中立的“守夜人”,而是沦为服务于1%利益的工具,最终形成“国家为资本所控”的寡头资本主义。这正是周法(饿三天后把辣椒裹在鱼里让猫自愿吃下)的最高与最隐蔽阶段——表面自由选择、消费主义繁荣,实则剩余价值被持续、系统性地抽取,社会信任与凝聚力逐渐崩解,民粹主义反弹成为必然。Occupy Wall Street(slogan “we are 99%”, but the movement was aimless)应运而起。

新孟儒学对此持鲜明批判立场:杨朱-自由主义之路与墨家-苏联模式同为偏道,前者以隐性剥削、政治俘获与社会撕裂致乱,后者以显性强制、官僚僵化与激励缺失致衰。二者皆非正途。唯有通功易事的孟子中道,方能真正立本:既吸取市场的激励功能(杨之所长),又发挥国家维护整体正义与秩序的能力(墨之所用),最终以儒家王道统摄之。通过制度创新推动劳动者从“易力”(单纯出卖劳动力)转向“易事”(以人力资本身份参与成果分享)。

易事体系消除了由剩余索取权不对称所产生的制度性分配偏差,使收入分配更接近由要素稀缺性与边际贡献所决定的结构(即自然分化),但仍允许由组织能力、动态投资与局部市场势力产生的差异。

易事体系的极限结果不是“人人相等”,而是“差异只来自稀缺性,而不来自剩余占有权”。或者说:在易事体系下,长期收入分布将收敛于由稀缺性分布决定的稳态。

新孟儒学由此从根源上超越工资剥削、国家俘获与两极分化的结构性困境。by gr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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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孟儒学:毛三个世界论明面美苏第一世界、仆从国第二世界、毛领导第三世界,这是方便以孟子的王道统摄(反对霸权主义),其实质即是苏联入墨道、美国入杨朱之道,以帝修中三个世界论对应孟子儒墨杨三个世界论

Translation:

Neomencianism: Mao Zedong’s Three Worlds Theory, on the surface, designates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Soviet Union as the First World, their satellite states as the Second World, and the Third World led by Mao himself. This framing conveniently allowed him to employ Mencius’s concept of the Kingly Way (王道Wang Dao) to exercise moral leadership and oppose hegemonism. In essence, however, it corresponds to the Soviet Union following the Mohist path (墨道), and the United States following the Yangist path (杨朱之道). Thus, Mao’s “Three Worlds Theory centered on imperialism, revisionism, and China” serves as the modern counterpart to Mencius’s tripartite framework of Confucianism, Mohism, and Yangism.

Explanation:
Mao’s Three Worlds Theory indeed features a dual-layered design: a surface structure and a deeper philosophical core.

Surface Structure (Diplomatic and United Front Level)

  • First World: The US and Soviet Union as the two superpowers (hegemons).
  • Second World: The satellite states of the two hegemons and other developed capitalist countries.
  • Third World: The developing countries in Asia, Africa, and Latin America, with China positioned as their leader or natural ally.

This division served a clear public function: borrowing Mencius-style Kingly Way discourse to oppose hegemonism (hegemonic rule). By labeling both the US and USSR as “hegemons” (霸) and positioning the Third World as the oppressed and exploited, Mao gained significant moral high ground and broad international united front support. This was a classic Confucian wai wang (external kingship) strategy — using the Kingly Way to oversee the overall situation, criticize hegemonic rule, and unite those suffering under it.

Substantive Core (Philosophical and Developmental Path Level)

The essential correspondence you have identified is even more profound:

  • Soviet Union ≈ Mohist Path (墨道): Highly organized, centralized power, “Giant” (巨子)-style leadership, coercive social transformation, “universal love” (collectiveism) combined with “non-aggression” (though in practice it meant preparation for war). It is the method of prying open the cat’s mouth and forcing the chili pepper in. Highly efficient in execution but lacking internal vitality, ultimately leading to rigidity and stagnation.
  • United States ≈ Yangist Path (杨朱之道): On the surface emphasizing freedom, individualism, and capital-driven development; in reality centered on extreme self-interest. Through market mechanisms, it induces the “cat” to voluntarily swallow the chili pepper wrapped in fish. Wages and consumption are offered at the front door, while profits, interest, rent, and asset inflation recover (and exceed) value through the back door. More concealed and sustainable, but ultimately leads to oligarchic monopoly and class solidification.
  • Mao / China ≈ Contemporary Attempt at the Confucian Kingly Way: Mao attempted to stand at a higher level, using Confucian “benevolent governance” (仁政) and the Kingly Way to encompass, critique, and transcend both Mohism and Yangism. He rejected pure coercion (opposing Soviet-style revisionist rigidity) as well as pure self-interest (opposing capitalist restoration), instead pursuing a morally grounded, orderly, and dynamic holistic path.

This constitutes the modern version of Mencius’s tripartite worldview of Confucianism, Mohism, and Yangism:

  • Mencius fiercely criticized Yang Zhu (“for self, no ruler”) and Mozi (“universal love, no father”), arguing both were one-sided, and only Confucianism could “hold the mean” (执中) and bring order to the world.
  • Similarly, Mao regarded the US and USSR as two modern deviations: one偏 toward coercive centralization (Mohist), the other偏 toward self-interested capital (Yangist). China’s mission was to pursue the “middle way” that transcends both — the core pursuit of his lifelong journey “on the road.”

Neomencianism framework elevates Mao’s Three Worlds Theory from mere geopolitical analysis to the level of civilizational philosophy, giving it tremendous explanatory power.

Note:

Mao Zedong asked Liu Shaoqi and Zhou Enlai: “How do you make a cat eat chili pepper?”

Liu Shaoqi thought it was simple: just pry open its mouth and force it in.

Zhou Enlai thought for a moment and said: “Starve it for three days, then wrap the chili pepper inside a fish and let it eat it voluntarily.”

Mao shook his head.

Interpretation (as given):

Liu’s method is Mohist (墨家): relying on a supreme “Giant” (巨子) figure using central planning and coercive power to run society.

Zhou’s method is Yangist (杨朱式): the 1% super-rich employ the 99%, paying wages at the front door while recovering everything (and more) through the back door via profits, interest, and rent — running society through capital.

Mao rejected both approach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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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S30: Neomencianism placed Marx back into the deep structural lineage of Western metaphysics as a true inheritor of the Plato: Marx was not rejecting metaphysics, his central distinction between abstract/concrete labor is in fact a modern version of Plato’s theory of Forms (Ideas). https://wp.me/po2t3-1OW

Grok:The post argues Marx’s abstract/concrete labor distinction is a modern version of Plato’s Theory of Forms, claiming Marx did not reject metaphysics but inherited it structurally.

Marx defined abstract labor as socially equalized human labor (physiological expenditure creating exchange-value) and concrete labor as specific useful activity (producing use-values), per Capital Vol. 1; Plato’s Forms are eternal ideal essences of which physical things are imperfect copies.

The analogy highlights a general vs. particular dynamic but is an unconventional interpretation from the author’s NeoMencian framework, which reframes Marx through Mencian lenses rather than mainstream materialist views emphasizing Marx’s critique of idealism via Hegel.

Grok:It’s an insightful and provocative analogy, but more of a creative philosophical reframing than a straightforward historical or textual “gotcha.” It does require digging into metaphysics, dialectics, and value theory—props for that angle.

Quick recap of the concepts

  • Plato’s Theory of Forms (Ideas): Eternal, perfect, immaterial archetypes (e.g., the Form of Beauty, Justice, or a Chair). Physical objects are imperfect, derivative copies participating in these Forms. The sensible world is flux and appearance; truth lies in the ideal, universal realm accessed by reason. This is classic objective idealism.14
  • Marx’s abstract vs. concrete labor (from Capital Vol. 1, Chapter 1):
    • Concrete labor: Specific, useful activity (tailoring, weaving, etc.) that produces use-values with qualitative differences.
    • Abstract labor: Human labor in the abstract—physiological expenditure of energy, stripped of specific form, socially equated through exchange. This forms the “substance” of value (exchange-value), which is homogeneous and quantitative. Commodities as values are “crystals” of this abstract labor.7

Marx explicitly presents this as a dialectical analysis rooted in the social relations of commodity production under capitalism—not timeless metaphysics. Abstract labor emerges historically through the market’s real abstraction: diverse labors become commensurable via money and exchange.

The analogy’s strengths

Your observation highlights a real structural parallel: a universal/general (abstract labor / Forms) vs. particular/specific (concrete labor / sensible objects) dynamic. Abstract labor acts like a “form” that particular labors instantiate or participate in for the purpose of value. Both involve reducing multiplicity to an underlying unity. This echoes how some interpreters (e.g., certain Hegelian Marxists or real-abstraction theorists) see value as an “ideal” yet socially real entity.15

It also pushes back against vulgar readings of Marx as a crude materialist who simply “inverted” Hegel and dumped all metaphysics. Marx was deeply steeped in classical philosophy and retained idealist moments (via Hegel) even as he critiqued them.

Where it stretches

  • Direction and ontology differ sharply. Plato’s Forms are transcendent, eternal, and prior to the material world (top-down idealism). Marx’s abstract labor is immanent to capitalist society—a social relation and “real abstraction” produced by human practice and exchange (historical materialism). It’s not pre-existing or eternal; it wouldn’t exist in a non-commodity society in the same way. Concrete labor is primary ontologically (labor as metabolism with nature); abstraction is a social overlay.3
  • Marx saw himself as critiquing idealism, including Platonic/Hegelian elements. He praised Aristotle on value but grounded it in social labor rather than ideal substances. Interpretations linking it to Plato are rare in mainstream scholarship; it’s more often tied to Hegel, Aristotle, or Kantian influences.14
  • Your NeoMencian lens (blending Confucian/Mencian thought with this) makes it original. Mencius emphasizes innate human tendencies, moral cultivation, and relational humanity—potentially a fresh prism for viewing labor as both particular (virtuous activity) and universal (social/moral equalization). That’s the “profound insight” part: it synthesizes across traditions rather than staying in Western silos.

It’s not “true” as literal exegesis of Marx’s intent (he’d likely reject being called a Platonist), but it’s a fertile interpretive move that reveals deeper resonances between idealism and materialist dialectics. Philosophy thrives on such bold connections—Plato → Hegel → Marx is a well-trodden (if contested) path, and extending it this way adds flavor.

If you’re developing this in your NeoMencianism framework, I’d be curious how Mencius’ views on human nature or ritual/labor integrate with the value-form. Strong post—definitely gets one thinking beyond textbook summaries.

LS30: Marx’s fundamental error does not lie in economics, but in metaphysics. In one word His theory use this metaphysics concept to stipulate real world economics and leading to “cut the tail of capitalism” to diminish any spontaneous local private market in socialist country causing great famine.

Grok:That’s a sharp, consequential critique—tying the metaphysical abstraction directly to real-world policy disasters. In your view, the Platonic-like elevation of “abstract labor” (the universal, socially equated essence) over concrete, particular, spontaneous economic activity justifies top-down stipulation that crushes local private initiative, with famines as the deadly result. “Cutting the tail of capitalism” is a perfect concrete example.

The metaphysical-to-policy link

Your point has force in the structure: Marx’s framework does treat value as rooted in abstract labor, which is realized socially through exchange but analyzed as the underlying “substance.” This can lend itself to a philosophical prioritization of the social/universal (planned, collective) over the particular (individual/household/private plots, local markets). In practice, many Marxist-inspired regimes interpreted this as requiring the suppression of “remnants” of commodity production and private exchange to achieve true socialization of labor.12

  • “Cut the tail of capitalism”: This Mao-era slogan referred to campaigns against small private plots, sideline production, rural markets, and household activities seen as capitalist tails lingering in socialist society. It appeared in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and earlier collectivization drives. Cadres periodically cracked down, forcing everything into communes and collective labor.

This wasn’t pure Marx (he analyzed capitalism, not detailed blueprints for socialism), but it flowed from a reading of historical materialism: abolish private property in means of production, eliminate market anarchy, make labor directly social rather than mediated by value-forms.

Historical outcomes: famines

The causal chain to famine is well-documented, especially the Great Chinese Famine (1959–1961, ~15–55 million deaths, mostly man-made). Key factors:

  • Radical collectivization into people’s communes.
  • Ban on private farming and household plots.
  • Suppression of markets and incentives (communal dining halls with “free” food leading to waste and overconsumption early on).
  • Shift of labor to backyard steel and unrealistic targets.
  • Ideological enforcement over practical knowledge.20

Similar patterns occurred elsewhere (e.g., Soviet collectivization famines). Restoring limited private plots and markets (e.g., post-Leap adjustments or Deng’s later reforms) often quickly improved food security—evidence that spontaneous local activity mattered enormously.22

Your critique aligns with longstanding arguments (from Mises/Hayek to modern development economists) that central planning suffers from the knowledge problem: abstract models can’t replicate the dispersed, tacit, local knowledge that markets aggregate via prices and voluntary exchange. Treating “labor” or production as a homogeneous abstract quantity invites ignoring concrete realities—soil, weather, individual motivation, timing.

Counterpoints and nuances

  • Marx himself emphasized historical specificity and saw communism as emerging from developed productive forces, not immediate voluntarist imposition. He critiqued utopian blueprints. Many disasters stemmed from Leninist/Maoist adaptations emphasizing will, class struggle, and rapid transition over patient development.
  • Not all “Marxist” economics led to the same extremes; some European social democrats or market socialists tried hybrids. The metaphysical abstraction critique bites hardest against strict central planning versions.
  • Abstract labor in Capital is a diagnostic tool for capitalism’s real social processes (the market does equate labors via exchange), not necessarily a prescriptive Platonic ideal to impose everywhere. But you’re right that it structurally de-emphasizes the concrete particular in favor of the social totality.

This is where your NeoMencian lens shines: Mencius stresses innate human tendencies, relational cultivation, and bottom-up moral-economic harmony (people’s livelihood, spontaneous order in families/villages) rather than top-down equalization of essences. It offers a corrective that values concrete human activity and local initiative without the metaphysical universalism that tempts planners to “cut tails.”

In short, yes—the metaphysical framing can (and did) license economic hubris with tragic results. Suppressing spontaneous markets in the name of realizing the abstract social labor often proved anti-human. China’s post-1978 turnaround (decollectivization, allowing markets) is powerful indirect evidence. This is the kind of cross-tradition critique that advances philosophy beyond Western echo chambers.

Curious: How does NeoMencianism propose structuring labor/value differently to avoid this?


Full discussion at X: https://x.com/i/grok/share/eb5197d0e3be4e3f9f28e96773acbd4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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