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所以能中兴那五六百年来受人轻视的“儒”，是因为他认清了那六百年殷周民族杂居，文化逐渐混合的趋势，也知道那个富有部落性的殷遗民的“儒”是无法拒绝那六百年来统治中国的周文化的了，所以他大胆地冲破那民族的界限，大胆地宣言：“吾从周！”29他说：
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献不足故也。足，则吾能征之矣。
这就是说，夏殷两个故国的文化虽然都还有部分的保存，——例如《士丧礼》里的夏祝商祝——然而民族杂居太长久了，后起的统治势力的文化渐渐湮没了亡国民族的老文化，甚至于连那两个老文化的政治中心，杞与宋，都不能继续保存他们的文献了。杞国的史料现在已无可考。就拿宋国来看，宋国在那姬周诸国包围之中，早就显出被周文化同化的倾向来了。最明显的例子是谥法的采用。殷人无谥法，《檀弓》说：
幼名，冠字，五十以伯仲，死谥，周道也。
今考《宋世家》，微子启传其弟微仲，微仲传子稽，稽传丁公申，丁公申传公共，共传弟炀公熙，公子鲋弑炀公而自立，是为厉公。这样看来，微子之后，到第四代已用周道，死后称谥了。——举此一端，可见同化的速度。在五六百年中，文献的丧失，大概是由于同化久了，虽有那些保存古服古礼的“儒”，也只能做到一点抱残守缺的工夫，而不能挽救那自然的趋势。可是那西周民族在那五六百年中充分吸收东方古国的文化；西周王室虽然渐渐不振了，那些新建立的国家，如在殷商旧地的齐鲁卫郑，如在夏后氏旧地的晋，都继续发展，成为几个很重要的文化中心。所谓“周礼”，其实是这五六百年中造成的殷周混合文化30。旧文化里灌入了新民族的新血液，旧基础上筑起了新国家的新制度，很自然地呈现出一种“粲然大备”的气象。《檀弓》有两段最可玩味的记载：
有虞氏瓦棺，夏后氏周，殷人棺椁，周人墙置。周人以殷人之棺椁葬长殇，以夏后氏之周葬中殇下殇，以有虞氏之瓦棺葬无服之壑。
仲宪言于曾子曰：“夏后氏用明器，……殷人用祭器，……周人兼用之……”
这都是最自然的现象。我们今日看北方的出殡，其中有披麻带孝的孝子，有和尚，有道土，有喇嘛，有军乐队，有纸扎的汽车马车，和《檀弓》记的同时有四种葬法，是一样的文化混合。孔子是个有历史眼光的人，他认清了那个所谓“周礼”并不是西周人带来的，乃是几千年的古文化逐渐积聚演变的总成绩，这里面含有绝大的因袭夏殷古文化的成分。他说：
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
这是很透辟的“历史的看法”。有了这种历史见解，孔子自然能看破，并且敢放弃那传统的“儒”的保守主义。所以他大胆地说：
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
在这句“吾从周”的口号之下，孔子扩大了旧“儒”的范围，把那个做殷民族的祝人的“儒”变做全国人的师儒了31。“儒”的中兴，其实是“儒”的放大。
孔子所谓“从周”，我在上文说过，其实是接受那个因袭夏殷文化而演变出来的现代文化。所以孔子的“从周”不是绝对的，只是选择的，只是“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论语》里说：
颜渊问为邦，子曰：“行夏之时，乘殷之辂，服周之冕。乐则韶舞。放郑声，远佞人；郑声淫，佞人殆。”
这是很明显的折衷主义。《论语》又记孔子说：
麻冕，礼也；今也纯。俭，吾从众。拜下，礼也；今拜乎上，泰也。虽违众，吾从下。
这里的选择去取的标准更明显了。《檀弓》里也有同类的记载：
孔子曰：“拜而后稽颡，颓乎其顺也（郑注，此殷之丧拜也）。稽颡而后拜，颀乎其至也（郑注，此周之丧拜也）。三年之丧，吾从其至者。”
殷既封而吊，周反哭而吊。孔子曰，“殷已悫，吾从周。”
殷练而，周卒哭而。孔子善殷。
这都是选择折衷的态度。《檀弓》又记：
孔子之丧，公西赤为志焉：饰棺墙，置，设披，周也。设崇，殷也。绸练设，夏也。
子张之丧，公明仪为志焉：褚幕丹质，蚁结于四隅，殷士也。
这两家的送葬的礼式不同，更可以使我们明了孔子和殷儒的关系。子张是“殷士”，所以他的送葬完全沿用殷礼。孔子虽然也是殷人，但他的教养早已超过那保守的殷儒的遗风了，早已明白宣示他的“从周”的态度了，早已表示他的选择三代礼文的立场了，所以他的送葬也含有这个调和三代文化的象征意义32。
孔子的伟大贡献正在这种博大的“择善”的新精神。他是没有那狭义的畛域观念的。他说：
君子周而不比。
又说：
君子群而不党。
他的眼光注射在那整个的人群，所以他说：
君子之于天下也，无适也，无莫也，义之与比。
他认定了教育可以打破一切阶级与界限，所以曾有这样最大胆的宣言：
有教无类。
这四个字在今日好像很平常。但在二千五百年前，这样平等的教育观必定是很震动社会的一个革命学说33。因为“有教无类”，所以孔子说：“自行束以上，吾未尝无诲焉”；所以他的门下有鲁国的公孙，有货殖的商人，有极贫的原宪，有在缧之中的公冶长。因为孔子深信教育可以摧破一切阶级的畛域，所以他终身“为之不厌，诲人不倦”。
孔子时时提出一个“仁”字的理想境界。“仁者人也”，这是最妥帖的古训。“井有仁焉”就是“井有人焉”。“仁”就是那用整个人类为对象的教义。最浅的说法是：
樊迟问仁，子曰：“爱人。”
进一步的说法，“仁”就是要尽人道，做到一个理想的人样子，这个理想的人样子也有浅深不同的说法：
樊迟问仁，子曰：“居处恭，执事敬，与人忠：虽之夷狄，不可弃也。”
这是最低限度的说法了。此外还有许多种说法：
樊迟问仁，子曰：“仁者先难而后获，可谓仁矣。”（比较孔子在别处对樊迟说的“先事后得”）
司马牛问仁，子曰：“仁者其言也。为之难，言之得无乎？”
颜渊问仁，子曰：“克己复礼为仁。”
仲弓问仁，子曰：“出门如见大宾，使民如承大祭。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在邦无怨，在家无怨。”
其实这都是“居处恭，执事敬，与人忠”引申的意义。仁就是做人。用那理想境界的人做人生的目标，这就是孔子的最博大又最平实的教义34。我们看他的大弟子曾参说的话：
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
“仁以为己任”，就是把整个人类看作自己的责任。耶稣在山上，看见民众纷纷到来，他很感动，说道：“收成是好的，可惜做工的人太少了。”曾子说的“任重而道远”，正是同样的感慨。
从一个亡国民族的教士阶级,变到调和三代文化的师儒；用“吾从周”的博大精神,担起了“仁以为己任”的绝大使命——这是孔子的新儒教。
“儒”本来是亡国遗民的宗教，所以富有亡国遗民柔顺以取容的人生观，所以“儒”的古训为柔懦。到了孔子，他对自己有绝大信心，对他领导的文化教育运动也有绝大信心，他又认清了那六百年殷周民族同化的历史实在是东部古文化同化了西周新民族的历史，——西周民族的新建设也都建立在那“周因于殷礼”的基础之上——所以他自己没有那种亡国遗民的柔逊取容的心理35。“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这是这个新运动的新精神，不是那个“一命而偻，再命而伛，三命而俯”的柔道所能包涵的了。孔子说：
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
他的弟子子贡问他：伯夷、叔齐饿死在首阳山下，怨不怨呢？孔子答道：
求仁而得仁，又何怨？
这都不是柔道的人生哲学了。这里所谓“仁”，无疑的，就是做人之道。孟子引孔子的话道：
志士不忘在沟壑，勇士不忘丧其元。
我颇疑心孔子受了那几百年来封建社会中的武士风气的影响，所以他把那柔懦的儒和杀身成仁的武士合并在一块，造成了一种新的“儒行”。《论语》说：
子路问成人，子曰：“若臧武仲之知，公绰之不欲。卞庄子之勇，冉求之艺，文之以礼乐，亦可以为成人矣。”曰：“分之成人者何必然。见利思义，见危授命，久要不忘平生之言，亦可以为成人矣。”
“成人”就是“成仁”，就是“仁”。综合当时社会上的理想人物的各种美德，合成一个理想的人格，这就是“君子儒”，这就是“仁”36。但他又让一步，说“今之成人者”的最低标准。这个最低标准正是当时的“武土道”的信条。他的弟子子张也说：
士见危致命，见得思义，祭思敬，丧思哀，其可已矣。
曾子说：
可以托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临大节而不可夺也。君子人欤？君子人也。
这就是“见危致命”的武士道的君子。子张又说：
执德不弘，信道不笃，焉能为有？焉能为亡？
子张是“殷士”，而他的见解已是如此，可见孔子的新教义已能改变那传统的儒，形成一种弘毅的新儒了。孔子曾说：
刚毅木讷，近仁。
又说：
巧言令色，鲜矣仁。
他提倡的新儒只是那刚毅勇敢，担负得起天下重任的人格37。所以说：
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
又说：
君子……修己以敬，……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
这是一个新的理想境界，绝不是那治丧相礼以为衣食之端的柔懦的儒的境界了。
孔子自己的人格就是这种弘毅的人格。《论语》说：
子曰：“君子道者三，我无能焉：仁者不忧，知者不惑，勇者不惧。”子贡曰:“夫子自道也。”
子曰：“不怨天，不尤人，下学而上达。知我者其天乎！”
叶公问孔子于子路，子路不对。子曰：“汝奚不曰：‘其为人也，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云尔？”’
《论语》又记着一条有趣的故事：
子路宿于石门，晨门曰：“奚自？”子路曰：“自孔氏。”曰：“是知其不可而为之者欤？”
这是当时人对于孔子的观察。“知其不可而为之”，是孔子的新精神。这是古来柔道的儒所不曾梦见的新境界。
但柔道的人生观，在孔门也不是完全没有相当地位的。曾子说：
以能问于不能，以多问于寡；有若无，实若虚；犯而不校：昔者吾友尝从事于斯矣。
这一段的描写，原文只说“吾友”，东汉的马融硬说“友谓颜渊”，从此以后，注家也都说是颜渊了（现在竟有人说道家出于颜回了）。其实“吾友”只是我的朋友，或我的朋友们，二千五百年后人只可“阙疑”，不必费心去猜测。如果这些话可以指颜渊，那么，我们也可以证明这些话是说孔子。《论语》不说过吗？
子入太庙，每事问。或曰：“孰谓鄹人之子知礼乎？入太庙，每事问！”子闻之曰：“是礼也。”
这不是有意的“以能问于不能，以多问于寡”吗？这不是“有若无，实若虚”吗？
子曰：“吾有知乎哉？无知也。有鄙夫问于我，空空如也。我叩其两端而竭焉。”
这不是“以能问于不能，以多问于寡；有若无，实若虚”吗？《论语》又记孔子赞叹“伯夷叔齐不念旧恶，怨是用希”，这不是“犯而不校”吗？为什么我们不可以说“吾友”是指孔子呢？为什么我们不可以说“吾友”只是泛指曾子“昔者”接近的某些师友呢？为什么我们不可以说这是孔门某一个时期（“昔者”）所“尝从事”的学风呢？
大概这种谦卑的态度，虚心的气象，柔逊的处世方法，本来是几百年来的儒者遗风，孔子本来不曾抹煞这一套，他不过不承认这一套是最后的境界，也不觉得这是唯一的境界罢了。（曾子的这一段话的下面，即是“可以托六尺之孤”一段；再下面，就是“士不可以不弘毅”一段。这三段话，写出三种境界，最可供我们作比较。）在那个标举“成人”“成仁”为理想境界的新学风里，柔逊谦卑不过是其一端而已。孔子说得好：
恭而无礼则劳，慎而无礼则葸，勇而无礼则乱，直而无礼则绞。
恭与慎都是柔道的美德，——孟僖子称正考父的鼎铭为“共（恭）”，——可是过当的恭慎就不是“成人”的气象了。《乡党》一篇写孔子的行为何等恭慎谦卑！《乡党》开端就说：
孔子于乡党，恂恂如也，似不能言者。其在宗庙朝廷，便便言，唯谨尔。（郑注：便便，辩也。）
《论语》里记他和当时的国君权臣的问答，语气总是最恭慎的，道理总是守正不阿的。最好的例子是鲁定公问一言可以兴邦的两段：
定公问：“一言而可以兴邦，有诸？”
孔子对曰：“言不可以若是其几也。人之言曰：‘为君难，为臣不易。’如知为君之难也，不几乎一言而兴邦乎？”
曰：“一言而丧邦，有诸？”
孔子对曰：“言不可以若是其几也。人之言曰：‘予无乐乎为君，唯其言而莫予违也。’如其善而莫之违也，不亦善乎？如不善而莫之违也，不几乎一言而丧邦乎？”
他用这样婉转的辞令，对他的国君发表这样独立的见解，这最可以代表孔子的“温而厉”“与人恭而有礼”的人格。
《中庸》虽是晚出的书，其中有子路问强一节，可以用来做参考资料：
子路问强。子曰：“南方之强欤？北方之强欤？抑而强欤？
“宽柔可教，不报无道，南方之强也。君子居之。
“衽金革，死而不厌，北方之强也。而强者居之。
“故君子和而不流，强哉矫。中立而不倚，强哉矫。国有道，不变塞焉，强哉矫。国无道，至死不变，强哉矫。”
这里说的话，无论是不是孔子的话，至少可以表示孔门学者认清了当时有两种不同的人生观，又可以表示他们并不菲薄那“宽柔以教，不报无道”（即是“犯而不校”）的柔道38。他们看准了这种柔道也正是一种“强”道。当时所谓“南人”，与后世所谓“南人”不同。春秋时代的楚与吴，虽然更南了，但他们在北方人的眼里还都是“南蛮”，够不上那柔道的文化。古代人所谓“南人”似乎都是指大河以南的宋国鲁国，其人多是殷商遗民，传染了儒柔的风气，文化高了，世故也深了，所以有这种宽柔的“不报无道”的教义。
这种柔道本来也是一种“强”，正如《周易·家传》说的“谦尊而光，卑而不可窬”。一个人自信甚坚强，自然可以不计较外来的侮辱；或者他有很强的宗教信心，深信“鬼神害盈而福谦”，他也可以不计较偶然的横暴。谦卑柔逊之中含有一种坚忍的信心，所以可说是一种君子之强。但他也有流弊。过度的柔逊恭顺，就成了懦弱者的百依百顺，没有独立的是非好恶之心了。这种人就成了孔子最痛恨的“乡原”；“原”是谨愿，乡愿是一乡都称为谨愿好人的人。《论语》说：
子曰：“乡原，德之贼也。”
《孟子》末篇对这个意思有很详细的说明：
孟子曰：“……孔子曰：‘过我门而不入我室，我不憾焉者，其唯乡原乎？乡原，德之贼也。’”
万章曰：“何如斯可谓之乡原矣？”
曰：“何以是也！言不顾行，行不顾言，则曰，‘古之人！古之人！行何为踽踽凉凉？生斯世也，为斯世也，善斯可矣。’阉然媚于世也者，是乡原也。”
万章曰：“一乡皆称原人焉，无所往而不为原人，孔子以为德之贼，何哉？”
曰：“非之，无举也；刺之，无刺也。同乎流俗，合乎污世。居之似忠信，行之似廉洁。众皆悦之，自以为是，而不可与入尧舜之道，故曰德之贼也。孔子曰：‘恶似而非者。恶莠，恐其乱苗也。恶佞，恐其乱义也。恶利口，恐其乱信也。恶郑声，恐其乱乐也。恶紫，恐其乱朱也。恶乡原，恐其乱德也。”’
这样的人的大病在于只能柔而不能刚；只能“同乎流俗，合乎污世”“阉然媚于世”，而不能有踽踽凉凉的特立独行。
孔子从柔道的儒风里出来，要人“柔而能刚”，“恭而有礼”。他说：
众好之，必察焉。众恶之，必察焉。
乡原决不会有“众恶之”的情况的。凡“众好之”的人，大概是“同乎流俗，合乎污世”的人。《论语》另有一条说此意最好：
子贡问曰：“乡人皆好之，何如？”
子曰：“未可也。”
“乡人皆恶之，何如？”
子曰：“未可也。不如乡人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恶之。”
这就是《论语》说的“君子和而不同”；也就是《中庸》说的“君子和而不流，中立而不倚”。这才是孔子要提倡的那种弘毅的新儒行39。
《礼记》里有《儒行》一篇，记孔子答鲁哀公问《儒行》的话，其著作年代已不可考，但其中说儒服是鲁宋的乡服，可知作者去古尚未远，大概是战国早期的儒家著作的一种。此篇列举《儒行》十六节，其中有一节云：
儒有衣冠中，动作慎；其大让如慢，小让如伪；大则如威（畏），小则如愧：其难进而易退也，粥粥若无能也。
这还是儒柔的本色。又一节云：
儒有博学而不穷，笃行而不倦，……礼之以和为贵，……举贤而容众，毁方而瓦合，其宽裕有如此者。
这也还近于儒柔之义。但此外十几节，如云：
爱其死以有待也，养其身以有为也。
非时不见，非义不合。
见利不亏其义，见死不更其守。其特立有如此者。
儒有可亲而不可劫也，可近而不可迫也，可杀而不可辱也。其过失可微辨而不可面数也。其刚毅有如此者。
身可危也，而志不可夺也。虽危，起居竟信（伸）其志，犹将不忘百姓之病也。其忧思有如此者。
患难相死也，久相待也，远相致也。
儒有澡身而浴德，陈言而伏。……世治不轻，世乱不沮。同弗与，异弗非也。其特立独行有如此者。
儒有上不臣天子，下不事诸侯，慎静而尚宽，强毅以与人，……砥厉廉隅。虽分国，如锱铢。……其规为有如此者。
这就都是超过那柔顺的儒风，建立那刚毅威严、特立独行的新儒行了。
以上述孔子改造的新儒行：他把那有部落性的殷儒扩大到那“仁以为己任”的新儒；他把那亡国遗民的柔顺取容的殷儒抬高到那弘毅进取的新儒。这真是“振衰而起儒”的大事业。
LS30 新孟儒学 